庄福龄：为世界书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新篇章
他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哲人，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史研究领域德高望重，经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自1979年以来连续六届当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是教育部2001—2005年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有关课题组主要成员。
他是一位笔耕不辍的学者，参与策划主编我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并先后主编和撰写专著二十余卷、八百多万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史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取得杰出成果，著述曾获国家社科基金一等奖、国家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提名奖及各种省部级奖励。
他是一位深怀传道授业之心的师者，先后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他诲人不倦，桃李园中辛勤耕耘62年，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换得韶华满目，芬芳洒遍人间。
2016年11月30日上午，这位令人尊敬的哲人、学者、师者——庄福龄先生走完了87年的生命历程，悠然远行。他的一生，是一段兢兢业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懈注解的历程，是一段孜孜以求、在新中国发展和传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是一段披荆斩棘、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过程。
满腔赤诚报国志
1929年2月，庄福龄生于江苏镇江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高中时父亲病逝，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他们姐弟几人，一直支持他到高中毕业。不负众望，1947年他考上上海商学院，除了主修的会计学专业之外，他感兴趣的还有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学科。大学四年，他靠奖学金和夜校兼职维持学业，然而生活的艰辛并未摧毁他上进的信心。
求知的课堂和十里洋场的现实给他以刻骨铭心的反思，凭借着自幼养成的正义感、对社会不公的愤恨，庄福龄全身心地投入了上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并被推到这一运动的前列，走上了争取光明的革命道路。
求学期间，在地下党的关怀和领导下，庄福龄虽然历经流亡和避难，却在漫漫长夜中找到了人生归宿。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著作，经历了被反动派迫害并列入大逮捕黑名单的生死考验，于1949年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上海解放后第一批秘密发展的共产党员。
在斗争中，他从独善其身到学会做他人的思想工作，从沉默寡言到宣传鼓动，从悲观失望到投入火热的生活，人生境界经历淬炼获得升华。1951年毕业后，他放弃了原有的财经专业，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和党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由论进史启征途
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1953年庄福龄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进修。这一段经历不仅激发了对哲学的兴趣和追求，也揭示出他哲学思辨的才华。进修结束后，面对工资降低和南北生活差异的双重困难，27岁的庄福龄却毅然选择了信仰，留在北京边教书边进行理论研究。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庄福龄开启了他治学的第一步——由论进史，先从事理论研究、原理研究，而后才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史领域。
从1964年的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开始，庄福龄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确定了终生的研究方向，这在当时来看是一个创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恢复高校教学合理秩序、编写各种教科书。教育部就制定编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要系统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庄福龄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这项重任，开始了长达20年的“由论进史”潜心研究历程。
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教科书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国家没有一本像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随着作为全国高校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马哲学习工具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辞条》《马克思主义哲学辞典》，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的资料书马哲史等一大批专著的相继问世，“由论进史”的二十年里，他所主持编写的理论书籍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的方方面面，初步框定了得学科建设的基本系统。
在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庄福龄逐渐认识到：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要对之进行整体研究而不是部分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系统编写马克思主义史的设想就开始在他脑中酝酿，经年努力最终催生了二百多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此书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适应社会各界人士的需要及教育部的要求，在四卷本的基础上他又编写了《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五十万字），被教育部列为面向21世纪教材，“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研究越深入，庄福龄发现的马克思主义史盲点越多，他带领学界同仁进行了大量横向与纵向研究，填补了大量学术空白，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建设的系统性做出了杰出贡献。
由史立论正本原
“由论进史，由史立论”是庄福龄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倾一生心血走过的大体路径，他以恩格斯所说的“在一个历史事例上，哪怕有一点收获、做出一点成绩，也是常年努力劳动的结果，如果不肯付出常年的努力劳动，就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任务”鞭策自己，终其一生乐此不疲。
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洗礼，庄福龄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他选择的道路没有错，从事理论工作的指导思想没有错，反思使他焕发了重新研究理论的热情。他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于是，评析和注释《荀子》的《荀子新注》在复杂曲折中开始创作，在“拨乱反正”中完成。
庄福龄的治学立场是坚定而持久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研究热点越来越多，学术争论与日俱增，但是他始终坚持“万变不离其宗”，争论分歧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为主、以马克思文本的本来意义为标准。
治学中，他坐定冷板凳，心无旁骛地埋头于学科建设。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庄福龄逐步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的初步理解和体会，将其渗透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编写和经典著作的研究工作中去，作为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六五”与“七五”规划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作为主编之一，庄福龄承担了这一历时十余载、组织全国50多位专家参加的巨大工程，承担了近500万字的统稿定稿工作和大量的组织编写工作。此书问世后获得了社会好评并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一等奖，吴玉章奖，其中一、二、三、六、七卷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此外，他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副主编还亲自撰写重点词条，历时数载完成这项重要工程。这些国家重点项目的完成，为学科建设奠定了较为全面、坚实的基础。
1979年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建立，庄福龄被选为学会的负责人并连续六届担任会长，亲身参与了学科的创建，为学科的发展、繁荣而继续努力。
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始之初，中央提出“四个分清”：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庄福龄认为做好这“四个分清”尤其重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首席专家与主要成员，庄福龄认为研究应该由“史”再返回到“论”，即要根据历史来研究理论，要结合历史来研究理论，要以历史为背景来研究理论。只有这样史论结合，才能真正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
生命不息，探索不止。庄福龄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建立和完善，离开讲台后，他还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并从发掘、理解、诠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丰富理论内容和发展经验的要求出发提议撰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即使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十卷本的撰写工作进展，始终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
躬耕桃李育芳华
站上三尺讲台，他是一位严肃的教师，走入方寸书斋，他是一位慎思的哲人。不论是面对的是求知若渴的面孔，还是带着研判与审视的眼睛，庄福龄都全心投入。在62年的教师生涯中，每次备课他都如同初次讲授，“教理论、讲理论、修理论”，他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理论中浸润。他遍植桃李，学生中不乏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但他们始终都记得庄福龄教导的“要研究理论首先要博览群书，在此基础上把握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然后考虑基本理论、观点的具体运用。这种恒心应该一贯不动摇，应该工作到老、坚持到底”。
庄福龄一生笃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更倾其一生潜心钻研、教书育人。他寄予年轻一代学人殷切期望，常教导自己的学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时期证明了其正确性，引导人民改变国家面貌、取得革命胜利，更有理由在当下取得成功，关键是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有正确的理解、从事正确的理论研究导向。
耄耋之年，庄福龄自题“硕果累累不折腰，精力充沛还不老；昂首挺进不烦恼，散尽光热才叫好；虽是一生总忙碌，然却不悔走此遭。”大师已逝，留给后辈学人一个睿智而深思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