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立柏：传播古典语言的使徒

来源: news.ruc.edu.cn

（雷立柏在中国人民大学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Parvulos sinite et eos prohibere nolite（不要禁止孩子）

Ad me venite, Jesus dixit ad discipulos（到我这里来，耶稣对门徒说……）

两个月以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学生杨喻琦在B站上看到法国音乐剧《摇滚红与黑》。节奏强劲的电子音乐一响，舞台上的于连泰然自若地对着将信将疑的贵族们唱起拉丁语的圣经，杨喻琦一下有些麻酥酥的。“那是用一种前所未闻的语言演唱出来的奇特感。”9月一开学，杨喻琦便报名了雷立柏老师的拉丁语课。

9月26日晚上6点，人大三教3406教室。杨喻琦正坐在我的前面三排右侧，再往前两排，便是讲台上那位戴着耳麦、顶着微微啤酒肚、手里拿着白色保温杯的文学院教授、奥地利人雷立柏：语速中等偏快，和眉毛同时上扬的，还有一股带着些微异国腔的普通话。白炽灯光照射下，隆起的头顶和光洁的前额越发显得光亮。他的微笑让人放松，但上课可不轻松。

“讲完名词，我们来看看形容词和分词的变格。拉丁语很重女轻男是吧，所有重要的概念都是阴性……”

（2017年9月26日晚，人大雷立柏的办公室内，几名古希腊语爱好者和他一起阅读、讨论《神谱》。左一着白T恤者为Danny   图 / 本刊记者 邓郁）

从2004年开始在人大和校外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以来，雷立柏有数千个小时都在讲授这样的古典语言基础语法。他把这三门语言戏称为他的“三个代表”：古希腊语及其背后文化代表哲学、历史学、文学等辉煌瑰丽的人文科学，拉丁语及其承载的罗马文化代表法律意识、严谨思维和包容的胸怀，希伯来语和犹太传统则贡献了一神论以及他们独特的律法和历史观。

在北京居住了22年的雷立柏当自己为世界公民。从摇滚剧里产生好奇而来的求学者或许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但若能通过古典语言这门工具，从世界的源头去理解文明的本质，何乐而不为？

上课那天夜里，雷立柏一如往常穿着自己印制的标志性黑T恤衫：在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希伯来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前5个字母之下，最后一排用中文写着“精神使人活”。

看到雷立柏，会忽然想起明代以来西方学人与国人的互动。他自己就延伸了利玛窦等人的传统，也让我们看到了今天文化进化里重要的内驱力。他的一些思考，和晚清、民国的学人很像，独立的精神弥漫在字里行间。人类文明源头的存在倘不被一再的思考，我们可能只在流行的文化里思维，失去原本的内动力。而雷立柏做的工作，恰在这个人们陌生的领域。 ——人大文学院长孙郁

人大的伯利恒

从3406教室出来，雷立柏行色匆匆，三步并作两步。

“您去哪儿？”

“接下来有个读书会，读古希腊语的《神谱》。你要去吗？”他边走边说。

我跟着他来到斜对面人文学院办公楼的211室。没成想发现了一个安宁如伯利恒（据圣经记载为耶稣降生地）的奇妙新世界。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子。除了书架、书柜、书桌，别无他物。书架对面桌子上立着一个小尺寸的白板，雷立柏每每讲到要解释处便直接把手抬过去书写。

坐在雷立柏身边的熊啾啾，北师大学生，刚刚来三次。张洁，研究生在读。田老师，几人当中年纪最大，语言功底也最深厚，和他旁边的IT人Danny常常就语法问题“舌战”。

当晚读书会的文本是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经典著作《神谱》，厚厚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是最主要的工具书。然而，古希腊语语法繁复、词语变化灵活，即便手头有词典，看到一个词很可能也难以获知原型。

（2017年9月26日晚，人大文学院雷立柏的办公室，四名古希腊语爱好者和他一起阅读、讨论古希腊语的《神谱》。这既非必修也非选修课，纯属一种共同兴趣。但阅读者来之前都要做扎实的功课并在读书会上发言。古希腊语语法繁复，几乎每个单词的原型都需要辨认（有词典在手也不一定能查到），在句子当中的功能也颇费思量，使得这种阅读更像是一种曲径通幽的解析。）

做课前预习时，Danny会在打印的纸上画无数的横格。“第一行原文，第二行是词的原型，第三行是语法形式，第四行是句意，第五行是备注。”薄薄不过百页的《神谱》，阅读笔记做五六本很正常。“需要看每个词的词尾变化推断出它的语法功能，再想办法梳理成一个完整的句子。”难怪知乎上的自学者王乐天感慨，整个过程有种做数学题的感觉，在其他语言学习中是很难体验到的。

独自做“数学题”也许像黑暗里的摸索，来读书会参加小组讨论，往往能让人茅塞顿开。

当天的内容涉及福柏孕育生下赫卡忒，宙斯如何对待。不过二三十行内容，五个人逐字逐句解析、交流花了一个半小时。“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呼格，直陈式、虚拟式、主动态、被动态……”旁人如听天书，他们乐此不疲。

为了参加读书会，在南五环外上班的Danny，每周二下午6点下班后，一共要辗转29站地铁，赶到西北三四环间的人大。读《荷马史诗》，Danny发挥自己的搜索优势，下载过牛津校勘本的原文，从Goodreads上发现新的英译本，然后在Amazon.com上买电子版。

每天去公司13层上班，别人坐电梯，Danny却要走着上去——无他，可以背经典。他张口便用古希腊语来了一句《伊利亚特》的开篇：

µῆνιν ἄειδε θεὰ Πηληϊάδεω Ἀχιλῆος（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愤怒！）

他说第一次读到古希腊语的《荷马史诗》，自己激动得有点发抖。“雷老师给我们安排读《伊利亚特》的第二十三卷和第六卷，还有《奥德赛》的第十一卷，我想他是很有深意的。赫克托尔和妻子告别，这样一个英雄知道他出去必死，还是选择义无反顾地出城，后面就是他战死的场景。”Danny有点羞赧地说，自己可能比较敏感，会设身处地地想象书中人的处境。“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用生命写出来的。如果不投入情感的话，理解不了。”

“读译本，不会有同样的感动吗？”

“读翻译时，总还是隔了一层。”Danny回答。“古希腊语、拉丁语有些词本身包含的意义很丰富，原作者使用时有双重甚至多重含义在其中，但不管罗念生还是王焕生，他翻译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个中文词。这里头对于理解和判断是有损伤的。”

立体的人

通读经典，在文学和审美的收获之外，雷立柏更对词源津津乐道。“学生可能很早很早之前就知道了这些词，然后你突然知道它的来源在哪里，觉得特别有意义。”他开始滔滔不绝地举例：

伊斯坦布尔附近有一个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很奇怪的名字，但如果你知道希腊语里，bos是牛，porus是一个渡口、一条路，所以这个单词本来的意思就是“牛津”，哈，世界上至少是有两个“牛津”的。比如famous，有名的，还有一个词fate，命运。这两个词有什么关系呢？fa在拉丁语里是说话的意思，famous意味着很多人来说你，你就很有名。Fate是神的话，也就是预言，即是人的命运。还有小孩子infant，in是否定的，不说话的那就是小孩，fa和ph有关系，pro是提前，prophet是提前说的话，就是预言家。一个词根可以记住很多有共同词源的单词，所以词源学是有很大乐趣的。

梁启超在百余年前便说过：“先习拉丁然后及其他，则事半功倍，而学益有根底焉。”

16岁的天津高中生焦浩洋是读书会最年轻的常客，刚刚学习两年便能啃下一些初级经典。为了来参加周五的阅读讨论，过去一年里他每每坐着高铁赶来人大雷立柏的办公室。但提到外人对这些付出的咋舌，他和Danny一样不以为然。

（办公室书架上摆着雷立柏这二十多年在北京完成的部分著作。他不打算结婚也不想要孩子，他总是说“书就是我的孩子”  图 / 本刊记者 邓郁）

“以前见到英语的单词，没有能力分析。学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很多英语词根是从这两个语言来的，就有能力去分析欧洲的语言。比如生病时看到很多药、人体器官，英文词很拗口。大脑与延髓之间的连接处叫pons（脑桥），学了拉丁语便知道，这个词本来就是桥的意思。”

采访前两天，他也充当了一回老师。当课堂上讲到意大利等国嘉年华（carnival）的由来，老师囫囵两下便过去了，同学也没人多问。“就像我以前一样，没有好奇。”

焦浩洋不干了，“不能保持沉默，要给大家打开一扇窗户。”

他上台给同学们讲了一下词根。原来carnival来源于拉丁语，最初的含义就是“告别肉食”。源自耶稣在复活节前40天中的荒野禁食，为了纪念和忏悔，这40天中，人们不能食肉、娱乐，生活肃穆沉闷。演变到后来，在斋期开始前的一周或半周内，人们会专门举行宴会、舞会、游行，纵情欢乐。

“看到同学们听的时候眼神里放着光，他们是很有兴趣的。”焦浩洋感到了播种式的欣喜。

最近一次见雷立柏，是几周前去北外图书馆听他关于中世纪教育的讲座。那天骑着小黄车到图书馆门口，我下意识地把锁一拉，将车停在一边。

“不要停这边，那边是停车的地方。”正站在门口等人的雷立柏指指我身后。

我顿生惭愧，依言而行。

要知道，“乱停车”可是课堂上雷立柏最爱讲的一个例子。

路过人大附中的大门口，经常有人在人行道上停（汽）车，有的还为自己行动方便而留下一点儿空间，使人行道只剩下半米或更小的空间，行人必须绕过去。为什么那些司机能够如此肆意侵犯别人的权利？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问题在哪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儿难理解。它是一个拉丁语单词，被称为ius，意思是“合法的权利”。在西方法学上，这个词非常重要。如果不做关于“合法权利”的反省，北京交通的“霸道行为”永远无法解决。

雷立柏认为，拉丁语是所有古代语言当中最现代化的语言。在拉丁语里面有“投票权、竞选、共和国、委员会”这样的单词。他因此得出结论，现代（中国）社会追求的核心价值观跟拉丁语的关系比较近，而跟古汉语的关系很远。

这固然是一家之言，但在研读过罗马法和中世纪历史的大学讲师、雷立柏的学生、挚友孙怀亮看来，这并不偏颇。“罗马人尝试了我们迄今为止（除总统制外）所有的制度。但我们今天对罗马法的理解，和日益崛起的经济地位不相配。如果不了解帝制是终身制，我们就不太理解美国的联邦党人防范什么。也不了解苏联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内在的制度机理，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罗马人对此考虑得很精深了。”

追根溯源，会带出西方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与后来的沿革。新星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丽华跟雷立柏学习三门语言近10年，渐渐学会了“雷式思考和联想”。

有一个词virtus，它在拉丁语里面第一个意思是“力量、能力、才能”，第二个意思是“德行”，意义是重合的。因为在古希腊古罗马，人们认为精英是力量与德行合一，社会应该交由这样的人主导。但后来这个词就慢慢分化，只有“德行”。今天我们不管你身体好不好，有没有财富，是不是天才，你只要有德行，大家就基本认为你是一个好人，但是在古代不是。古代对人的要求是特别完美的。从这个词的变化，就可以看得出来政治学的变化，以及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带着古典语言的基础，刘丽华再看日本戏剧巨匠铃木忠志导演的《特洛伊女人》和《酒神狄俄尼索斯》，读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名作《大师与玛格丽特》，便越来越看出门道。“这本书讲的是苏联的东西，实际上他讲的也是信仰、宽恕、宗教的问题，他也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相似的魔幻现实主义，但是你再读一遍就不一样了。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个人脑袋掉了，撒旦怎么怎么样。你的知识立体之后，这个人就丰满了甚至是完满了。成为一个立体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追求的境界。”

啄木鸟的催促

也是在如同刘丽华们的不断求索和验证里，雷立柏立下并实现了儿时的志愿。

本名Leopold Leeb的雷立柏生在奥地利的小山村。父亲是建筑工人，没上过大学，却懂得很多中世纪历史。上世纪70年代末，并不富裕的父亲花重金买了厚重的20卷百科全书，每一卷厚达七八百页。所有人把书摊开摆在地上，一页页、一卷卷翻开，成了全家一桩很大的欢喜。“纸张很光滑，色彩鲜艳，有不同的字体，印刷也很清晰，这样的书很让人喜欢看。”

三年级放假时，小Leo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10页左右的故事。上课时老师让他读，他因此觉得自己很会写“故事”，立下长大要写书的宏愿。后来父母去非洲当志愿者，他一度想过要和他们一样。但在台湾辅仁学习汉语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刚刚学半年，他便自己买了《论语》《中庸》，跑到树底下去背诵。一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过目，他发现每一个字都能明白，“比柏拉图都容易多了。”成就感满满，也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产生浓厚兴趣。

1996年春，他在北大哲学系师从汤一介。“汤先生对我说他的长期目标，就是让西方走向中国，让中国走向西方。这也是我的愿望。”

（1999年6月雷立柏与博士导师汤一介先生合影）

经过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卓新平和人大文学院杨慧林两位师长的举荐、提携，他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外国学生、访问学者，终于拿到了人民大学的古典语言教职。

2005年，他申请开古希伯来语课，头两周来听课的学生只有五个，教务处通知还不够格开课。“能来的这些学生可是真正要听课的。”怎么办？当时的雷立柏连独立的办公室都没有。只能把学生都叫到人大林园自己的单身宿舍里，大家就坐在他客厅的桌子和床边，摆几张凳子椅子上了两年。

他常把在人大、北师大和校外讲课比作“小学老师的基础教学”，而无偿的读书会交流，更有点“精英”层面的共鸣。是做大众普及，还是专注于精英培养，有时他会有点矛盾，在没有答案之前，还是两者并举吧。他这一干，便是十多年。

学校分给他林园的这套房子，似乎还保留着15年前的模样，从外到里没有任何现代装饰，他住得很满足。稍微熟悉雷立柏的人都知道他的严格作息：早晨6点起床，喝杯咖啡，做精神体操——用希腊语或希伯来语读《圣经》；七八点开始工作；中午自己做饭（多半是炒胡萝卜或者番茄鸡蛋），打个盹儿。下午两点半继续工作，6点开始上晚课、读书会。10点必安然入睡。

他说人大校园里有一只啄木鸟。尽管很少看到它，但经常听到它的声音。“一听到它‘笃笃笃’的啄木声，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工作。它提醒我：不要偷懒！”

他不用微信，和学生讲课、同行交流之外互动极少。与他见面七八次，采访问答之外绝不多寒暄。“吃饭、睡觉、看电视这些都浪费时间”——他给自己安排的写书、编词典任务已经排到了至少三五年后，乃至漫漫的后半生。

孤独，自然有。可是他时常以西塞罗、哲罗姆这些先贤为目标。“越身处孤独，越沉浸于经典和你的工作，也越不孤独。”

灵都之爱与惜

不结婚、不生子的雷立柏，在北京一住22年。今年，他出版了自传体的散文集《我的灵都》，写尽了一个奥地利人对这座城市的赤诚。

1995年参加汉语水平考试时需要填写“民族”一项，他在这一项填写的是“匈奴族”：“从血统来说，我是半个中国人。”

在他眼里，北京是一个“学城”和“文都”，但“学”和“文”都是为了建立友好关系，为了“辅仁”。他给北京起的新名便是：“桥都”。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问：这个房子是谁建的，历史有多长?《论语》里有一句话“子入太庙，每事问”，他说他和孔夫子一样：“每事问”。

他曾经从通州骑自行车去盘山爬山，盘山下来就是河北蓟县。看蓟县市中心的独乐寺，他感慨：好一处辽代老建筑！下面一句紧接着——北京市里这样的老房子还有几处？！

“我知道没有第二个外国人把北京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我在感情上跟北京有很多关联，这些关联是别人可能产生不了或者表达不了的。”这些关联，来自于对他友好的capital（首都）居民——他说这是这座城市最大的capital（资产）！也来自于那些充满历史感的墓园、石刻、碑文，和一个个充满人道关怀，却几乎被我们遗忘的名字。

“我觉得我的一个任务就是帮助中国人回忆、想起来这些人，他们的文化贡献，作为一个文化的桥梁是抹杀不掉的。”

例如第一个留学海外的中国人郑玛诺。旅途的困难、西方世界的分裂、外国语言的多样性、中国传教士在华所受的限制、中国教会的需要、疾病的可怕以及当时医学的落后，都没有影响到他远赴重洋传播经学。雷立柏忍不住问，北京什么时候会建立一座郑玛诺纪念碑或一个早期留学生博物馆呢？

好在，他在车公庄和五塔寺耶稣会士墓群寻得了些许安慰。前者让他见到了利玛窦等人的安葬之所，也发现了郑玛诺的墓碑拓片和照片。后者则收藏有白晋等数十位在雍正、康熙年间传播过各种自然和人文科学知识的西方人（含华人）墓碑。

（位于北京市委党校内的利玛窦墓，雷立柏说这里能让他感觉到北京是自己的故乡）

法国人白晋曾教过康熙皇帝数学，进行过汉学研究，前后在中国生活了43年。他是最早将拉丁语和汉语做比较和意义联想的西方人。三百多年后，雷立柏也出版了一本名为《拉丁语桥》的小书。其中举出了很多这样的“桥梁”：比如“手”在拉丁语和汉语都有控制、掌握的意思：“你完全在我的手里。”

他因此将自己唤作白晋的门徒：“我也在现代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不断寻找着共同点和桥梁，让更多中国人对西方语言产生兴趣，同时让更多西方人对汉语产生兴趣！但愿我们的‘搭桥工程’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

生长的树

还在社科院读中古史的研究生时，孙怀亮便对当时的访问学者雷立柏提出，“能不能教我们拉丁语？实在找不到人教。”那成了雷立柏教书生涯的开端。也是卓新平、孙怀亮等人建议雷立柏，多做一些中国学者不愿或者无力做的工作——例如编撰词典。

“中国大学教授的考评体系里，教课、编词典和职称没太大关系。国内学者，如果不是国家项目，个人几乎没有编写辞书的。又费力，又不能带来直接价值。”孙怀亮指出。

雷立柏却甘之若饴。他平生最佩服那些能编写词典和百科全书的人，“因为他们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不是自己空想或感受的传播者。一百年前中国很缺乏高级的双语词典，而在今天，中国仍旧很缺乏好的词典。”

他以司徒雷登为榜样，这位教育学家在古典语言上的成就在他看来被大大忽视。“司徒雷登在20世纪初便编译了一部《新约希腊语语法教程》和一部《希汉英新约词典》，在他以后大概没有人再编过一个三语希腊语词典。约摸100年后（2015年9月）,我自己的小《希汉英词汇表》在北京出版。天上的雷登叔叔，你会不会因此感到欣慰呢?”雷立柏向自己的偶像、戏称为“亲戚”的司徒雷登发问。

两年前，他编写的《拉英汉词典》终于完成，校对工作至今还未结束。这三种语言都不是雷立柏的母语，所以他参考了吴瑞金、谢大任的拉汉词典和十多部拉英、拉德词典。编写这部200万字、1000页上下的中型词典成为雷立柏这辈子目前最大的翻译项目。尽管如此，他说这已经是极力压缩篇幅、减少例句后的结果：只为方便读者使用和携带。

（雷立柏在演示“雷体字”，他自创的汉字造字法：左半边保留汉字的偏旁，右半边标注拼音与音调，目的是“方便外国人学习汉字”。他的这个建议影响不大，他也不以为意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如今，清华、北大、北外、人大这些高校，在哲学、古典学等学科之外，法学等学科也开始注意到拉丁语的重要。

“但并不是每学年都有合适的外国老师，常常是待个一年半载便换人。找中国老师？原则上没有什么困难。问题在于，教授不愿意教。他们认为教语言语法too simple（太小儿科），找个博士便能去教下。老实说我也是。偶尔去教教学生要么是怕自己忘了，要么是想再有提升。但这事本身没有专业含量。你便知道雷立柏内心多强大。”孙怀亮说。

“对语言兴趣并不大、职业当中也用不上的人，会说，学这些‘死了’的语言究竟意义何在？”我问孙怀亮。这种争议，在学界和民间至今都存在着。

“是的。这些古典语言到今天最主要就是阅读典籍，不再适用于交流。从实用角度，可以说学了有个屁用？”（笑）紧接着，他正色起来，“但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也好，雅典、罗马、麦加也好，都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是要回身去学习我们人类以往璀璨的东西。”在孙怀亮看来，这么多年中国的外语教学，越来越倾向于所谓“快乐法、激情法”，仰视却没有了。“这些不是主干。缺乏对于古典文明的敬畏。而在雷立柏的事业里，你能看到一种生命的进展感。”

这几年，雷立柏每周在人大、北师大上课，有时也会为人大附中的学生讲课，按每所大学每个学期100人学计算，两所学校才200人，一年400人，10年4000人。他始终觉得少了一点，“你看学英语的人有那么多啊。”

2012年，雷立柏萌生过一个想法：创办一所小型的语言学校，专门教授那三门古典语言。出书尚且不易，更何况办学校？他因此更敬佩《大公报》和辅仁社（辅仁大学前身）的创办者英敛之。

没想到，给他出版辞书的民营出版公司后浪很积极，老板吴兴元说愿意提供教室。他从此每周六上午在后浪南锣鼓巷办公区域提供的教室上课。“虽然不是我的语言学校，但还是部分实现了我的梦想——最重要的是，有人可以学习古典语言。”他因此觉得，事不易，知音和贵人却总能遇见，也是福祉。

学习外语是学习平等的一种方法，就是能够更好，更平等地与世界上的人沟通。

我们喜欢自己的传统，好，但是更平等对待周围的人，包括周围民族，比如菲律宾人、印度人、日本人，有没有这个情怀？现在的中国人就像一棵树，中国人的意识是很稳定的，而且在不断、快速地生长。原来没有人对非洲，对欧洲中世纪历史感兴趣，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对这些感兴趣。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会越来越全面、深入、有感情且客观的。但是也需要更多的老师、书、旅游。也需要更多辨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被忽略了，是不是应该被忽略。

和雷立柏有过一面之缘的中国近代史写作者沈迦，在加拿大定居多年。雷立柏译介过的韩宁镐，沈迦研究过的苏慧廉，都身处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中国乱世。在沈迦看来，今天的中国虽处在国际地位上升的繁华盛世，却有着“人心如兵荒马乱”的现实一面。“整个世界都在世俗化，西方校园里的学者也很难见到纯粹如雷立柏者。90年代初，他在中国经历的岁月到现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自己没有变。”

原文链接：

[南方人物周刊]]雷立柏 传播古典语言的使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