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陈先达：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制度化
民族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不同。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内部的源与流、继承与创新关系；文化传播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文化交往与文化吸取关系。民族文化重传承，外来文化重借鉴。文化传承的源流不断，以国家的存在和统一为前提。自觉性和制度化是支撑一个民族文化源流不断的两大支柱。中国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而且是唯一没有中断的世界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华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自发性、制度化和制度缺失并存，其中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供总结。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不久前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最闪亮之处在于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制度化保护，提高到国家文化战略层面。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优秀文化、对我们祖先以及对我们子孙后代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是真正把文化自信落到实处的重大措施。
1、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人类创造文化，必然同时出现文化传承。如果每代人都从头开始，文化就不可能积累，社会发展也必然陷于停滞。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传承和创造双重张力下发展的。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既有自觉性的一面，又有自发性的一面；既有制度化的一面，又有缺少可靠制度保障的一面。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既呈现出总体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也呈现出局部的大量著名经典只知其名并无其书，非物质文化技艺绝活传统失传，以及历史上不少曾极一时之盛的学派因后继无人而成为绝学。我们祖先留下了很多好东西，但也失去了很多好东西。中国历史上的经典，包括经史子集以及文学艺术各类书籍，各种国宝级的文物和艺术珍品，经过兵、火、掠、盗，今人真正能看到的可能不得其半。这里就存在一个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制度化保护问题。
流传久远，保存较好的是儒学经典。中国封建社会虽历经王朝更替，但儒学并未中断。历史上，曾与儒学同为显学的墨家，作为学派就成为绝学。其他在战国时期曾经活跃的不少学派，也是如此。原因在于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的自觉传承受到制度的支持，与封建社会制度高度结合。不管王朝如何更替，儒学作为封建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地位没有变。儒学的形态会变化，如援道入儒，或儒释道融合，但封建社会儒学主导地位未变，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未变。尤其是自宋代科举以《四书》为标准答案，《四书》《五经》成为中国读书人必读典籍。国家政权力量的导向，对儒家文化的自觉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他学派则成为纯学术领域，自发传承。有其人则有其学，无其人则成绝学。这应该是文化自觉传承观念缺失的损失。
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导，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挥了重大作用。儒学主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主张民本、得人心者得天下、诛独夫不为弑君等重要思想，对君权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它提倡的为学之道、为官之道、为人之道具有道德自律作用，培养了不少著名学者，也产生了不少有气节与骨气的诤臣和杀身成仁视死如归的忠勇之士。文天祥临刑时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
历史上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儒生，主要是通过直接阅读经典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也是一种自觉传承。这种自觉传承对培养中国读书人的人文素质和道德水平作用很大，读书和明理的统一，发挥了儒学的教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各种教育机构，除官学外，还有私塾、家塾，唐宋后书院兴起，这都属于文化的自觉传承的载体。儒学得以传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孔子首创私学，号称弟子三千，贤徒七十二。孔子逝世后，儒学得以传承，孔门弟子及其后学，与有力焉。
中国有修史的传统，史书不仅包括为政之道和治乱得失，也包括文化的自觉继承。统治者特别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如唐代魏征奉旨编纂的《群书治要》，就是一个突出例证。有些王朝注意编纂类书，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尤其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规模宏大，世所未有。
儒学自觉传承的制度化包含两面性，既有制约君权，弱化专制主义的一面；可统治者为了有利于统治往往强调另一面，即尊卑有序，忠君死节，不准犯上作乱，而对民本、仁政、王道，往往口惠而实不至，虚应故事者多，真正实践者少；儒学有培养士子的人文道德境界，积极入世，为贤臣为良相为清官为良吏为君子的重大作用，但一旦制度化，成为官方录用和科场考试标准答案时，往往异化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十年寒窗，为的是金榜题名。当儒学的传承与官员的升迁结合，儒学教义逐步被教条化、僵化和门面化，成为历史的宿命。熟读儒家经典人中的两面人，即所谓假道学并不少见。这是儒学独尊和功利化带来的负面作用。
在历史上文化传承自觉中包括自发作用。中国是一个有丰富传统优秀文化的国家。中国官员甚至高官中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诗词大家不乏其人。中国官员文化修养高，能为官亦能为学，能为文兼能为诗。这与从小接受传统儒学正统教育和自身文化修养有关。除正统儒学教育外，其他学派作为门派虽然没有延续，但其中一些著名经典仍有传流，为专家学者所研究，因而其思想得以保存。况且，中国传统文化内容非常广泛，包括诗歌、小说、绘画、笔记、野史，都提供精神食粮。这些与获取功名无关。科场失意难入仕途者，往往在学术研究和传承方面成就更大。这是一笔自发传承中有价值的文化财富。
中国曾是一个文盲极多的国家。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文盲率仍然极高，教育极不普遍。文化经典自觉传承由于教育不普及，文盲众多而受到极大限制。普通百姓绝大多数不可能直接阅读经典。他们是通过文化的自发社会功能，接受生活其中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传统的道德规范、优良的风俗习惯、家教门风，戏曲，小说，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的规则、传统节日和祭祀活动等日常的活的文化形态，通过人伦日用发挥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往往通过这种世俗化的方式自发传承，成为我们民族成员精神构成的重要基因。但传统文化世俗化的自发传承，往往良莠不齐。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如何区分精华与糟粕，如何改变旧风俗旧观念旧习惯，在旧制度下很难实现。中国近代一直为一些批评者诟病的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和国民性，并非中国人的特性，而是文化自发传承中的坏东西的影响和流毒的积累。在文化传承中应该提高择优汰劣的自觉性。
毛泽东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在中国人民获得胜利之前，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自己文化遗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全国政权以后，重树文化自信，才能自觉承担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责任，并通过制度化保障，实施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共享、登录和保护制度。提高优秀文化传承的自觉性，确立文化保障制度，有效防止中华文化资源的流失，这是对历史上文化传承中自发性和制度缺失经验教训的总结。
2、立德树人，殊途同归
当代中国，不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容丰富，包括各类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涉及政府众多部门共同承担的任务。但从国民教育角度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各个不同的教育层次、不同教育类别，非常必要，非常重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通过课程设置，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人文主义精神，从儿童时抓起，逐步内化为受教育者的人文素质和价值理念。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优秀文化自觉传承的有效途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关系如何处理，是一个我们当前必须面对和正确处理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框架、基本范畴和概念，以及对不少问题的解释上会出现理论差异性。如何调适两者关系，立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上狠下功夫，这应该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中国文化经典进课堂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立德树人方面各有功能，殊途同归。政治理论教育具有极强的政治导向性和直接现实性，它的根本任务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我们的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直接关系到我们高校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的大问题。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不能代替也不应削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导向功能，而要发挥它们的互补作用。
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即它的人文精神与高尚的道德规范和情操，是我们立德树人的思想资源，决不会因为重视和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而减少它的重要性。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学生如果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不可能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明确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中国人；如果不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培养，不可能成为具有中国优秀文化素质和道德教养的中国人。
思想政治课教员应该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要认真学习和钻研一些中国的传统经典著作，掌握它的精髓。我们自己不仅以其作为立身之本，还应该把它融入自己讲授的课程中。在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不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不可能成为一个能结合中国文化特点和用中国话语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员。只要认真思考，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智慧与社会进步和人类道德进步的走向是相通的。就功能来说，它们都能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员，都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传统美德与人文精神中，找到和发现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理想、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相契合相一致的思想。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无血无肉无情无感完全非中国化的普遍的抽象的原理阐述，就会失去它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其实，中华文化经典著作中的智慧思想，以及名文佳作、诗词歌赋，都可以成为我们讲政治课的极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要学会用中国话讲授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身一定要有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并具备善于精准灵活运用中华优秀文化资源的功力。
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讲授者，不能轻视甚至拒斥马克思主义，不应轻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其实，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不是照本宣科，不是满足于停留在解字释义的水平，就能发现马克思主义，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威力，一旦应用它来理解与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其充满新时代的丰富内涵。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而它的现实基础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基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就是一种历史性存在，难以与现时代相适应。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以及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有了新的理解和充满现实的内容。“天人合一”已经突破传统中的天命论杂质、提升为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包含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的新内容，解决了原有命题中“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之争的内在对抗；只有立足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才能懂何者为故，何者为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过程中“革故鼎新”的本质和方向是什么；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就不懂“实事求是”为什么能从古人倡导的一种治学态度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它关于人民群众的观点，“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最多只能停留在封建社会口惠而实不至的所谓“王道”“仁政”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当代中国已上升为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水平，而不单纯强调水的载舟和覆舟功能，否则就无法超越封建社会统治者既离不开人民又害怕人民的两难困境；离开辩证法，离开矛盾对立统一学说，不知合与分，和与斗的辩证关系，就会陷入另一种片面性。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些古训极好，为什么中国历代王朝总是一再重复弱本强枝、失去民心的错误呢？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难以解释清楚。因此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断补充、拓展、完善，才能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这种态度在课堂上讲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会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南辕北辙，而是相得益彰，各自发挥特长和优势，从不同方面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
个人的学术与信仰有其自由，但在当代中国，传统儒学经典进课堂不是为了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熟读儒学经典而不与时俱进的当代儒者，而是将他们培养成既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科学的世界观与思维方法，又通过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基本内核、人文精神和高尚道德的掌握，成为具有高度的人文素质和道德教养，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人。而且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认同。
3、论据各异，智慧相通
我有位朋友是一位有成就的自然科学研究者。他向我提了个问题，如果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那我们这些以客观外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家就用不着进行科学实践，坐在家里做足修养功夫不就行了吗？这种困惑是建立在不理解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以及心学的精华所在。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各自特点和运用边界，就容易陷入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理论困境。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上，教员讲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情心、恻隐心、怜悯心、羞耻心并非与生俱来的。政治理论课讲世界的物质性，讲规律客观性，讲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世界在人产生之前早就存在；讲要承认有天人之分，承认世界有主体与客体之分，它们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统一的，而不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等。如果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人类就不必认识世界，也不必改造世界。心外无物，人类实践和科学研究就没有对象；心外无理，就不必探求和研究客观规律。
可在讲授儒学经典中会讲到孟子的性善说，四端四心说，尤其是讲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时，会讲到离事而言理，强调理在事外；会讲到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主张返回本心，致良知。讲到良知是天性，是本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这些是天性，内在于心，不假外求。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物质、客观、实践，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心学中，强调的是天理、天良、本心、良知和致良知，讲到一念之动即是行，等等。如果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我看学生思想会越学越乱，头脑变成跑马场。要正确处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国传统经典进课堂讲授中出现的立论差异，就要讲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既有相通之处，也会由于各自关注点不同而产生的论述的差异性。
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承认世界的客观性、规律的客观性，主张认识来源于实践，否则，它就不能承担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特性，它重视客观性、规律性和可验证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求研究客观经济规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要求研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规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研究世界的客观本质和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重视物质世界、重视实践活动、重视客观规律，重视科学的认识论和能动反映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科学世界观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反对事理分离，离事而言理；反对心物分离，去物而言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儒学中的气论、墨学中的认识论和逻辑学，老庄哲学中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相通相似之处。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人生伦理型文化，是重道德、重价值、重修养、重心性的学说。人不仅有对象性意识还有自我意识；对象性意识当然离不开对象，是一种反映性意识；可人的自我意识是人的内心世界。道德的本性是自律，人不可能离开人的内心世界而进行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以心为体，重内心世界，强调修养是中国道德伦理型文化的立论依据。
心是什么，我们无法按人体解剖学来理解这个中国哲学问题。按生理学，人有心脏，它是人的生理器官；心脏不是思维器官，人的思维器官是大脑。在中国哲学中，心是包括知情意，包括人的道德和价值在内的主体的能动的内心世界。它是人的身体和行为的真君，是主宰。恻隐心、羞耻心、辞让心、孝心，诸如此类的所谓心，就是道德规范内化而形成的良知。良知，就是内心的道德；致良知，就是通过修养而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而知行合一就是道德实践。一念之动就是行，必须慎独排除杂念。人人有圣人之质，但不一定能成为圣人，因为人的天良容易为私欲所蔽，必须修心。只有正心才能诚意，才能修齐治平。这是“修心”说的意义所在。
当年毛泽东在师从杨昌济先生时，熟读泡尔生的伦理学。毛泽东写于1917年的论文《心之力》就是从道德修养的视角看待心性之学的。文章劈头就是，“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博古观今，尤知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力最致力于进化者也。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创立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与天地万物精神相互养塑者也。”“夫闻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志。志者，心力者也”。
在中国成语中关于心字的成语甚多，这表示中国人对心的重视，对内心修养的重视。一个人，如果心术不正，没有羞耻心，必然没有道德底线，什么坏事都能干。百姓如此，当官为政者亦如此。《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修身的核心就是修心，即净化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们不能离开中国哲学的语境抽象地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不能用各种关于宇宙起源和人类起源的学说来衡量“天人合一”“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之类的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哲学命题。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和科学认识论的观点，无法认同“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万物皆备于我”的哲学命题。可是当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人生境界和道德追求，看成对“止于至善”的终极道德价值的追求，看成是对作为“会思想的芦苇”的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我们就能明白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阳明心学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华，就是因为它强调人的主体性，懂得致良知的修养功夫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原则，对于纠正当代人过度物化，具有现实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唯心主义，但重视人的精神世界，反对庸俗的和机械的唯物主义。精神当然不能离开肉体，但精神的作用，即人的知情意和人的道德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使人舍生忘死，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毛泽东说，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毛泽东著名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就是赞扬一种精神。赞扬愚公“挖山不止”的坚忍不拔精神、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精神、白求恩的“不远万里”而来的“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列宁赞扬强调精神作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是“聪明的唯心主义”，而把否定精神作用的庸俗唯物主义称之为“愚蠢的唯物主义”。
在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上，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们不赞成“以心为体”的思想超出道德修养和安身立命的范围，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但我们高度重视“心”即人的精神的能动作用。只要我们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和相异之处，知道它们各自的立论依据、各自的理论功能和适用边界，就能找到一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造性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路。
4、评“逆取顺守，匡时救世”说
有种议论，认为今天大力倡导儒学经典进课堂，是为了把读经作为纠正当代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失范、价值观混乱的灵丹妙药、救世良方，即所谓“逆取顺守，匡时救世”。这种看法，肯定失之偏颇。
读经并不能救世。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读经的年代。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都是读经的，当时所谓读书主要就是读经。尤其是宋以后以《四书》作为标准教科书，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可以说是自小从经中泡大的。举国士子读经，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谁能说那些经书读的最好，在科举中荣登金榜的人，就是道德水平最高的人呢？只要懂点中国历史都知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士子中，确实有很多得儒学精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读书人，但也有不少以弄权渔民为目的的大贪巨猾。《儒林外史》中塑造的严贡生严监生，以及鲁迅先生《故乡》中的鲁四爷，不过是这类人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封建社会的贪污腐败，虽严刑峻法，剥皮楦草，难以杜绝。这是社会制度的本质问题。它既不是读经读坏的，也不是单纯读经能读好的。至于当今社会中出现的贪污腐败、诚信缺失和道德失范问题，并非一些危言耸听者所说的是传统文化断裂造成的，而是社会急剧转变中法治建设和道德教育滞后导致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存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坚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贪污腐败。当然，这不是我们不需要“读经”的理由，相反，中国文化经典中就包括古人治国理政、反贪惩腐的智慧；而且优秀文化经典进课堂，肯定有利于学生优良道德的养成，有助于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文化经典进课堂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件大好事，必须做好、做实。
中国传统儒学经典进课堂，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何教，如何学，这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经典文本并不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单画等号。毫无疑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于经典文本之中，但经典文本同样存在糟粕、存在时代的局限性。把经典文本与优秀文化等同，以为读经就等于传授优秀传统文化，无须辨析，只能接受，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经典文本和从经典文本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存在差别。精华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总体性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它是各个学派经典文本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生活实践经验的精炼，如百花酿蜜，得其精华，而文本中的思想则可能精芜杂陈。因此，中国经典文本进课堂，如果我们的教师不重视甚至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效果是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我们对待中国传统经典的基本原则，也是提高优秀文化传承自觉性的根本之道。尽管有些学者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不会把重视文化经典的学习理解为全国开展读经运动。才能理解今天的阅读经典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皓首穷经，不同于鲁迅在《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大力抨击的以守旧复古维护旧制度旧秩序抵制西学为目的的读经。区别的关键就在于，中华文化经典进课堂大大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整个民族的素质和前途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这是实现百年树人的长远的教育和文化政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国大计，而不是一时病急乱投药的所谓“匡时救世”。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17日 第15版，作者陈先达，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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