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经济学教育的中国式反思
如果我们想知道中国的教育长什么样子，可以观察学生，可以观察老师，也可以观察教育部长。不过，我想还有一个群体非常具有代表性，那就是中国的大学校长。日前，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主办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发布活动，在现场解读这份报告的主讲人，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经济学教授陈雨露，他也曾经担任过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长。
以下为陈雨露接受《高端视点》视频访谈的文字选编。
参与人民币问题的讨论，对你领导的大学来说有什么好处？
作为大学的校长，总是想如何从某一个角度或者某一个抓手，来推动学校的校建发展和学术繁荣。人民币是不是能够实现国际化的目标，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举世关注的重要战略问题。而人民大学的比较优势，就在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这个点上，具有综合的学科优势。抓住人民币国际化这样的一个重大的长期战略问题，就能够把人大的所有优势学科都调动起来，然后推动学科的繁荣。
经济学的教育近年来备受争议，尤其是大家开始反思经济学是不是更偏数理化，在实践中到底有多大用途。对此，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又是怎么做的？
我个人认为有三个观点值得我们重视。首先是“道”和“术”的关系。我们中国的传统经济学教育在数理上弱，但是它非常强调“道”的东西。也就是说，更加注重经济的规律，经济按规律办事。它在具体的计量定价模型上缺乏手段，但这是属于“术”的层面。
“道”和“术”的关系处理好，那就是说我们讲的如来佛和孙悟空的关系处理好，就是我把这个“道”的手掌心把握住，那么“术”的东西，孙悟空在上面怎么跳也跳不出手心，这就行。这是一种很好的关系。
其次就是怎么能够联系中国的实际。现在我们也在注意到这种现象，就是很多学校引进了很多海外的学习归来的青年学者。针对这些青年学者，我们做了一个“国情教育计划”。
什么叫“国情教育计划”？
“国情教育计划”就是让我们的在海外拿到名校博士学位的、被我们引进回来的教师，找最懂得国情的这些各个部门和企业家们，来给他们集中地介绍中国基本的国情、中国基本的经济状况，然后再分期分批地让他们去挂职，挂半年或者挂一年。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尽快地能够了解中国的实际，同时能够把握住根据中国的问题，利用他们在国外学到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做中国问题的研究，让他们尽快实现本土化。
同时，他们研究出来的成果可以到国际学术舞台上，去介绍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案例、中国的经验。因为这些青年学者，他们的外语好，也懂得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他一旦把中国问题研究透了，他们就可以去向世界说明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皮凯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可以看到，皮凯蒂在美国受过很好的经济学教育，同时也在欧洲工作很长时间，他对整个西方的体系非常了解，他们也在进行反思。也就是说，为什么基于西方的经济理论、西方的研究方法来指导的政策，最后使得西方的收入差距反而变得那么大？这个问题为什么变得更加的严峻？人民的幸福感在逐渐地减弱？所以说，这个跟人类发展目标来讲越来越有偏差。我觉得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
这就说明西方经济学，他们自己也在改革自己的经济学，所以他也从一些本质的问题上，对经济学究竟是为什么服务的，从价值的追求和判断上，进行反思和调整。
那么，是不是说中国的学生就没有必要去看国外的原版教材了？
不是。我说的这三个方面，主要是指我们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要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是要真正实现，沿着“中为体、西为用”的这样一个原则，去建设我们的现代经济学体系，而不是说让它倒过来。
让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本地实际，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你觉得怎样才是最好的方法？
中国的经济发展中面临很多大的问题，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诸多大问题。谁能解决这些问题，谁就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能够站得住的，必须要由它来作为导向。而不是说，看你在英文的学术体系当中发多少论文，以此作为唯一的、判断学者水平的依据。
您前一段时间应该在负责招生的工作。中国股市去年的大涨，似乎让好多学生和家长在填志愿的时候，更愿意从别的专业转到经济金融相关的专业。你有这种感觉吗？
还不是特别明显。我觉得，现在的考生和考生的家长，对于报考专业也逐渐变得比较理性。原来的话，是一时什么热就选什么。现在看来，我们今年的报考，传统热门专业还是保持稳定。同时也看到，像社会工作，包括我们新开的项目PPE——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一个跨学科专业，也非常受欢迎。以哲学为主打学科的这样一个新的招生专业，包括人大的党史专业，今年的招生都比往年要好。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一个新变化。既反应了考生和家长逐渐变得越来越理性，也显示出这些根植于中国文化、文明沃壤的中国特色类专业，比如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一些专业越来越让大家感觉到应该去研究，应该去学习。
（实习生刘洁菲、叶宇岸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编辑林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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