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故事：长征队伍中的“四老”

      在红军长征队伍中，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居多。但在这支年轻的红色队伍中，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长征四老”。他们是红军中４位鼎鼎有名的老同志：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四老”跟随中央红军踏上漫漫征程。其中，徐老、谢老、董老编在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林老担任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部长。
　　

　　长征途中，他们处处以身作则，与官兵同甘共苦，给年轻的红军战士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与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一起，在敌人重兵的围追下，意志坚定，不怕艰苦，战胜了饥饿、疾病的折磨，走过万水千山，走过雪山草地，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

　　
　　徐特立：年龄最大的“怪老头”
　

　
　　徐特立，１８７７年出生，湖南长沙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８月参加南昌起义。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徐特立先后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湖南孤儿院和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等各类学校，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田汉等都是他的学生。
　　

　　长征出发时，徐特立已经５７岁，是参加长征的“四老”中年龄最大的一位。长征途中，徐老常常利用行军路上和宿营间隙，教战士们识字读书，在异常艰难的行军途中，带给战士们知识的营养和学习的乐趣。
　

　
　　据专门负责徐特立等老同志行军安全的郭德琳回忆，大家把徐特立亲切地称为“怪老头”：看到别人扔掉的破草鞋，他就会捡起来，有空时洗干净、拆掉，把草条捆挂在杆子上挑着走。看到周围谁没有草鞋或者草鞋太破了，他就给人家一捆草条打草鞋。
　

　
　　虽然徐老年龄最大，但他很少骑马，总把马让给体弱生病的战士和女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等职，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８日逝世。毛泽东亲自在他的悼词中加上“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谢觉哉：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乐
　　

　　谢觉哉，１８８４年出生，湖南宁乡人，清代最后一科秀才，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４年，５０岁的谢觉哉参加了长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随身带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他认为，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不管前途多么艰难，将来总还用得着。过草地时，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也扔掉了，但印章却保存着。
　

　
　　长征途中，谢老曾身患疟疾，高烧不退。但只要部队一声令下，他毫不犹豫地爬起，咬着牙跟着队伍出发。
　　

　　许多年后，当有人请谢老讲长征的艰苦生活时，他说：“当时，看样子是苦，但心里充满希望，坚持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乐。甘与苦都是比较而言，快乐常常不在艰苦之后，而在艰苦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等职，是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１９７１年６月１５日，谢觉哉在北京病逝。
　　

　　林伯渠：夜行军中的老英雄
　

　
　　林伯渠，１８８６年出生，湖南安福（今临澧）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参加南昌起义，１９３３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经济人民委员、财政人民委员等职。１９３４年参加长征时，他担负着筹粮筹款的重任。
　

　
　　长时间的长途行军，令林伯渠面容日益消瘦，颧骨高高隆起，长长的胡须垂到胸前。面对艰苦的环境，他自己手提马灯，大步前进，用自己的双脚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他在长征中的形象，随着黄镇那幅《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的绘画而深入人心：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同志，黑夜中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拄着手杖，大步前行，一位老当益壮革命前辈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
　

　
　　林伯渠准备长征的时候，与他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范乐春是苏区优待红军局局长。按规定，林伯渠可以带妻子随军转移。但由于范乐春分娩尚未满月，组织上决定把她留在闽西坚持斗争。
　

　
　　范乐春忍痛将心爱的儿子送到堂嫂家抚养，跟随邓子恢等人一起在闽西地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１９４１年５月，范乐春病逝于永定西溪，而她的儿子几经周折被人收养，全国解放后才回到父亲的身边。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第二届副委员长等职，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９日病逝于北京。
　

　
　　董必武：妇女队的“胡子队长”
　　

　　董必武，１８８６年出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共一大代表。１９３４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别的队伍，共有１００多人，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还有３０名左右的女同志。董必武是这支妇女队的“胡子队长”，而他的妻子陈碧英却服从组织安排，去广东梅县开展地下斗争，从此生死不明。陈碧英送给董必武的手电筒，一直陪伴着董必武走完长征。
　　

　　长征时期曾任董必武勤务兵的钟珠瑞回忆，董老有两块油布，一块披在肩上挡雨，一块搭在马背上遮书籍，因为他深爱自己的书。董老俄语很好，战斗间隙经常研读俄文版马列著作，又读又背，中间还用小楷毛笔批注。过雪山时，董必武曾经两次把自己的马让给钟珠瑞骑。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家副主席等职，１９７５年４月２日在北京逝世。（A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