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绿水青山捧出金山银山 浙江林权改革引活水济三农
冬春之交，冬笋的价格已经涨到了5元一斤，浙江遂昌种植大户傅财友每天都要去自己的“山头”转转，“巡视”下竹笋的生长情况。傅财友原本只是普通农民，林权改革后，他将自家的60多亩山林作为抵押从银行贷了25万，包下了几个“山头”种起了毛竹，挣的钱比过去种地翻了好几番，“原本是守着山头砍树卖钱，现在成了养树换钱。”
从“望林守穷”到“兴林富民”，正是浙江山区发展的真实写照。谁能想到，在上世纪90年代，浙江山区农村还流行着一句话：“穷在山上，难在路上，缺在钱上。”由于山林不能抵押，广大林农只能长期守着“金山银山”过着苦日子。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浙江率先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帮助林农将手中的林地“变现”成资产，并创新性地实行林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为工商资本投入林业扫除了障碍。
如今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人和傅财友一样，通过自己家的这片山林，让叶子变了票子、活树成了活钱、青山变成金山、资源成为资本。
创新林权抵押贷款 引金融活水济三农
杭州西去三百里，一进入丽水境内，满眼都是“绿”！作为浙江重点林区、典型山区，丽水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3573座，林木绿化率81.62%、森林覆盖率80.79%。
正所谓“靠山吃山”，2100万亩郁郁葱葱的山林一直是当地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大资产。然而由于天天上山砍树、挖竹笋，丽水部分山区树木往往还没长成就被砍了，结果却是越砍越穷，越穷越砍，“金山银山”慢慢变成了“荒山野地”。
砍了大半辈子的树，这些年，庆元县隆宫乡连湖村村民何苗明显感觉吃不消了。“人工费越来越高，卖树的几个钱付了工钱基本所剩无几……”年近40的他迫切想要换条路子走。经过考察，他看中了猕猴桃种植业，然而面对买种子、承包地所需要的“巨款”，何苗犯了难……
长期以来，融资难是中国农民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和城市不同，一方面，农业的弱质性使之具有天然的贷款风险，能够得到金融机构眷顾的农户自然很少。另一方面，林农对山林等不动产虽握有《林权证》，但不能用来抵押，难以用作融资贷款。
为满足大多数林农小而分散的贷款需求，2007年，丽水在浙江省内率先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创新推出林农小额循环贷款、林权直接抵押贷款、森林资源收储中心担保贷款三种林贷新模式。
围绕林权融资，丽水市及下辖9县（市、区）建立了林权制度改革服务机构，其中林权的确权、登记与变更事宜由林权管理中心负责；担保环节则由森林资源收储中心提供，借款人以持有的林权向该中心提供反担保，当借款人无法按时归还贷款时，收储中心将对抵押的林业资源加以处置。
2007年，何苗从报纸上得知可以进行林权抵押贷款，于是他将信将疑地拿着《林权证》来到了当地信用社，结果真的贷到了30万元。
更让何苗欣喜的是，得益于贴息政策和优惠利率，比起商业贷款，他一年可以少支付利息一万多元。何苗用这笔钱如愿地承包下了一千亩土地，办起了猕猴桃种植基地，如今每年的利润都在二十多万，“当时真不敢相信这张纸值这么多钱！”
记者了解到，为吸引更多金融主体参与林权抵押贷款，丽水市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对执行基准利率的低收入农户小额贷款和2万元以下林权抵押贷款给予基准利率50%的财政贴息，同时建立林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目前，丽水已有12家金融机构开展了林权抵押贷款业务，截至2015年12月底，累计发放贷款138.78亿元，贷款余额48.48亿元，占浙江全省近60%份额。越来越多的林农们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创业或生产资金。
创新林地流转机制 绿水青山“变现”金山银山
“林权抵押贷款就是将山林从资源转化成资产，再把资产‘变现’成资本的过程，最大的创新亮点是破解了林业史上盘活森林资源资产和农村信贷史上以林权为抵押物的两大难题。”丽水市林业局局长项旭平说道。
丽水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后，当地越来越多的林农渴望将手中的“林权证”变成“绿色信用卡”，然而随着工作的推进，一些瓶颈也随之浮出水面。
“丽水山多地广，最难的工作就是山林资产评估。”项旭平告诉记者，对于银行等机构而言，山区交通不便，且山林分散不集中，评估工作面广量多难度大；对农民而言，贷款过程长、手续多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两者交错无形之中影响了改革的深化和林权抵押贷款“增量扩面”。
“贷款可能就只有一两万块，但是专业机构一评估就要花掉几千，普通农民根本没法办承受，就没这个积极性去贷款创业了。”项旭平说道。
为减少重复评估行为，提高贷款效率，2010年，丽水全面推行了“林权IC卡”制度，2100万亩山林由林业部门集中统一勘界、评估，分户建立林权信息档案（即“林权IC卡”）。这样一张小小的IC卡却将丽水每一块山林的坐落位置、地形地貌、林地、面积、林木蓄积、山林价值等相关信息都浓缩在了一起。
凭借这张“林权IC卡”，林农无需再走资产评估程序，办理贷款的最快半天就可完成。庆元县龙宫乡小光村村民吴大全是最早一批尝到甜头的人之一，他高兴地说：“有了这张卡后再也不用四处找人担保了，少跑腿不说，还省了不少开支。”
遂昌县云峰街道承包大户郑子林非常羡慕林农能用手中的“林权证”抵押贷款。郑子林租有800多亩山林，一直以来都只是和林农私下签订租用协议，这种协议通常难以获得银行的认可。此外，郑子林还担心道：“林业经营投入大，投资期限长，回报慢，万一投入后农户反悔，损失就大了。”
2013年，为改变流转林地“确权难”、“融资难”现状，丽水在国内率先创新林地经营权流转证制度，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为林地租用者发放《林地经营权流转证》。作为证明林地流转关系和权益的有效凭证，《林地经营权流转证》能够为经营户林权抵押、林木采伐和其他行政审批等事项提供权益证明。
截至2015年12月底，丽水已发放《林地经营权流转证》460本，累计放贷402笔1.61亿元，不良率0.13%，风险得到较好控制。在经济学家厉以宁看来，“流转证”解决了林权流转受让方的权证办理问题，有利于受让方放心投入、安心经营，有利于扩大林权抵押贷款，促进产业发展。
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的发放，不仅让林地流转双方吃上了“定心丸”，政府和银行吃下了“放心丸”，同时为工商资本投入林业扫除了障碍，为金融支持服务林业发展提供了保证。
实施林地经营权流转证，助推了林地向专业大户集聚，通过林地规模经营、集约经营，提高林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提升了林产品品牌效应，促进林业产业健康发展。得益于林权制度改革的助力，曾经是浙江省较落后地区的丽水，自2008年以来，已经连续7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幅位列全省第一。
丽水创新的林地经营权流转证制度，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给予肯定：“这个办法好，林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保障了农民权益，方便了经营大户，值得继续探索下去。”2015年10月1日起，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浙江省林地经营权流转证发证管理办法（试行）》，全面推行这一创新做法。
深化林权改革 撬起生态富民效应
在山野广袤的浙南，农民们通过林权抵押贷款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脱贫致富的“双赢”路子，而在经济相对活跃的浙北，许多浙江商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大山深处，寻找绿水青山背后的商机与财富。
从浦江县大山走出来的朱筱洪靠水晶发财，2008年，他开始淡出水晶加工，成立了浙江马岭生态农业开发公司，打算种植香榧。在朱筱洪看来，香榧果每斤20元，一棵25年的香榧可以产出200斤，一亩地可种30棵，“这样算来一亩香榧年收入就有十多万，而且香榧榨油比茶油收益更高，其间的利润还是非常可观的。”
2012年9月，朱筱洪打算承包桥头村2658亩林地种植香榧，却意外地遭到了村民的反对。村民们有的嫌租金太低，有的担心租期太长，一时形成僵局。后来经多次协商，最终村民以自愿林地入股的形式建起林地股份合作社，通过公开招投标，与马岭生态农业开发公司共同开发林地，共享林地长期增值的收益。
按照双方协议，香榧产出前的20年，朱筱洪每年按照浙江省级生态公益林年度补偿标准向农民分红，产出后的3个10年间按5%、10%、15%递增比例分香榧青果的方式分红，并规定保底每亩不少于300元。
村民周春发以自家18亩林地入股，2014年，他收到了第一笔5年期的股权收益，一共一千八百元，“以前荒在那里一分钱也没有。”据悉，当年朱筱洪给村民发放了120万工资，他们亲切地喊他“土榧”。
如今，像桥头村这种“林地变股权、农户当股东、收益有分红”的林地股份合作制模式已在浦江多点开花。
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过去一家一户式的经营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潮流，引入工商资本，适度发展规模经营，正成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迫切需要。在摸索中，浙江各地逐渐形成了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林业股份合作制改革模式，激活了生态富民产业链条。
安吉是著名的“中国竹乡”，林地面积207.5万亩，其中竹林面积10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1.1%。2008年12月，安吉县皈山乡尚书干村42户农户自愿联合，将675亩毛竹林折成股份作价出资，由村里统一经营或承包给大户经营，按股分红，登记成立了浙江省第一家尚林毛竹股份合作社。
陈云贵是股东之一。2008年年底，他以自家山林里的4万公斤毛竹入股尚林毛竹股份制合作社，在分山到户单独经营26年之后，陈云贵的竹林又交给了“集体”统一经营。如今，陈云贵不用自己上山打理竹林，省去了大量人力物力不说，近3年内每亩竹林可直接增收150元。陈云贵的儿子媳妇腾出手来外出开店，一年又增加收入5万元。
正如诺斯和托马斯所说，“在经济发展中，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浙江林权改革向纵向深推进，从当初的藏在深山无人识，到民资涌动频繁介入交易，浙江林业正焕发着新的生机。2014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林业纯收入3219元，同比增长9.6%，林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22.5%，重点林区县农民收入的50%以上来自于林业。（记者 奚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