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郭湛：《实践论》《矛盾论》与百年中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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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在延安发表，至今整整80年。值此重要历史节点，回顾既往，关注当代，展望未来，将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中国成功开创的自主发展道路，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的卓有成效的制度保障，以及使这一切得以实现的中华文化根基，更自觉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并坚持的道路、理论、制度的正确性，证明了作为这种道路、理论、制度选择的基础和前提的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中华文化本性的通变和包容，使我们能够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选择。已有的历史成就，给了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充分自信；未来的发展前景，将进一步增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两论”是哲学著作。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性著作，“两论”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内涵。其中最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是知行统一理论和对立统一法则。借助知行统一和对立统一的哲学智慧，我们更容易理解，百年来中国发展的历程，何以艰难曲折而又灿烂辉煌。

1.认识和实践：知行统一理论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社会性的存在，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认识，在认识引导下从事社会实践。认识可以解释世界，但这不是认识的最终目的。人认识世界，为的是改变世界。而要改变世界，首先就要改变自己，通过自我改变来改变环境。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自我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变，不是重复、延续已有的状态，如果导致新的更好的状态，就具有创造性。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创造性，使人类社会发展突飞猛进。

正是自觉的认识和实践，把人与狭义的动物区别开来。如恩格斯所言：“动物的正常生存条件，是在它们当时所生活和所适应的环境中形成具有的；而人一旦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其正常生存条件却从来不是现成具有的，这种条件只是由以后的历史发展造成的。人是唯一能够挣脱纯粹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一种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状态，是需要他自己来创造的状态。”认识的创造性与实践的创造性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人类越是远离纯粹动物状态，认识和实践的自觉性、能动性越高，作为主体自我的创造性就越强。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人的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即成为越来越具有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的发展过程。

认识对于实践的引导作用，是以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为前提的。在这里，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辩证法，是建立在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只是在逐步展开的理论叙述中，才可以相对区别地分开加以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实践的辩证思维方式。

认识总是有对有错的。一种认识是否正确，如何来判断？这就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与途径问题。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中，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把书本知识或外国模式当作普遍真理，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把个人经验或特定模式当作普遍真理，处理不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不懂得在实践中探索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盲目行动，屡屡失误，使革命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纠正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正确处理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关系，并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即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知行关系上，深刻加以阐发。从中国革命实践出发，我们不拘守通过武装起义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而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革命理论的正确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中的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即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革命理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这种理论逻辑的揭示，是以革命实践历史中无数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认识和实践的这种基本关系，在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反复出现，说明这种基本关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即有规律性的。在当时的抗日战争中，迫在眉睫的首要的问题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要在怎样的军事理论指导下进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已有的古代军事理论，如中国的《孙子兵法》，西方现代军事理论，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应该学习借鉴，但不能简单照搬。针对当时中国对于革命战争理论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从战略上分析和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战争理论和战争实践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特别重视研究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因为战略问题具有整体性、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思维是高度概括的“大道”或“大势”思维，最具有哲学思维抽象和简约的特征。如果没有如此自觉的革命战争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要不要完全走苏联走过的道路？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我们逐渐走上一条立足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就是中国此后60多年来发展的“大道”或“大势”，是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背后真正的本质所在。

“两论”发表40多年后，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启，伴随着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再一次证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中国发展中的基本问题。这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我们不再“以俄为师”，但是否“以西为师”？西方现代化走在前面，我们应该认真向西方学习。但学习是为了赶上甚至超过西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主张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发展，否认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是洋的教条主义；主张完全排斥西方理论，固守本国已有经验，是土的经验主义。我们坚持开放发展，既虚心学习、借鉴外国理论和经验，又立足中国现实国情，探索、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几十年丰富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然会概括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久久为功，积健为雄。这样，我们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的同时，也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连同之前40年，“两论”发表80年的历史，反复证实了毛泽东当年论述的真理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坚持实践和认识即知和行的统一，中国的发展就能进到更高一级的程度。

2.矛盾和发展：对立统一法则

《矛盾论》开篇写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由此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同《实践论》一样，主要是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

在人类认识史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两种互相对立的宇宙观即世界观。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丰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但在传统的素朴的形态中，还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社会全面变革的指导思想。大约一百年前，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放眼世界，寻求能够指引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及其哲学。在经历反复探索和尝试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它的哲学，用这种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学哲学目的明确，就是要用哲学，他把哲学当作认识的工具，把研究哲学称作“工具的研究”。在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确立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早在毛泽东1913年写的《讲堂录》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天下万事，万变不穷。”“人不能有俄顷不变化者。”“人之生盖日日变易者。”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特别强调的“能动性”观念，据考证来自于《孙子兵法》的“能为”观念，植根于《易经》以来的“通变”思维方式（参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134-137页）。

世界充满矛盾，矛盾普遍存在。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意义：其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世界就是矛盾的集合体。旧过程完结，新过程发生，又包含新矛盾，开始其矛盾发展史。但矛盾的普遍性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或相对性，要从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有两种情形需要特别注意加以分析，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在复杂的矛盾关系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的矛盾方面。因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但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会发生变化的。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毛泽东对辩证法学说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发了“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方面”这两个概念。美国学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就认为，“在中国，由于国内形势和与列强的关系都是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因此，在一个既定时期内，要确定哪种因素或矛盾是占主导地位的，就不仅仅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且是迫在眉睫的策略需要”。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矛盾的含糊性和复杂性，把矛盾问题置于突出地位，并力图把这种深刻的认识在革命策略中具体化。这一点，对于当时革命斗争的成败关系极大。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个方面，互相排斥、斗争、对立。矛盾无处不在。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有众多矛盾。各种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由此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促使它们发生运动。矛盾各方具有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斗争不等于对抗，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

在《矛盾论》“结论”中，毛泽东强调：“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这两点对于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至关重要。短短一段话，文字不多，却凝结了中国革命历程中无数经验和教训。这些重要道理不可含糊，稍有疏忽，就会铸成大错；必须慎之又慎，准确把握，正确处理。

3.在实践中认识和处理矛盾，促进发展

按照毛泽东“两论”的概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就是：在实践中认识和处理矛盾。80年来，我们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两件大事：第一，坚持认识和实践关系上的知行统一理论，勇于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倾向。第二，坚持矛盾和发展问题上的对立统一法则，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国际国内复杂矛盾关系，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偏向。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从哲学上说，就是“两论”的思想和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不断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力图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中的复杂矛盾关系，从中可见他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布局。

面对国内和国际极为复杂多变的矛盾关系，在极其艰难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我们走过弯路，犯过错误，甚至出现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重大失误。但重要的是，我们在实践探索中不断认识和反思，包括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勇于承认错误，纠正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定地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发展得以成功的基础，在于融入全球性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使经济的自发性充分释放出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初动力。但是历史的经验反复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单靠自发性是不够的，发展必须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性，这就要求发展主体实践和认识的自觉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引导社会和人的全面进步。这种国家治理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是中国近40年迅速发展的制度保障。中国治理实践的卓有成效，使我们有足够理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拥有充分的自信。

发展是通过协调各种矛盾关系来实现的。当今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不断成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处于国内国际盘根错节而又瞬息万变的复杂矛盾关系之中。面对中国发展这种空前巨大的动态系统，加上国际关系中各种现实的相互作用，我们必须准确地认识和正确地调整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矛盾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态势和效能。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是与毛泽东“两论”精神完全契合的新发展观念。作为对近40年中国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认识总结，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住了决定当代中国发展的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状况，越来越要求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发展注重解决的是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国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不仅需要各个子系统本身的协调，更需要大系统整体的协调，还需要中国作为大系统与世界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协调。绿色发展注重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开放是中国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发展是共建的，也应当是共享的。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世界。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是思想、认识、观念、理念上的变革，也是行动、实践、方法、道路上的变革，将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要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战略性、系统性思维，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问题又看其发展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结论要客观准确、经得起检验，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从这些论述中，我们感受到像毛泽东“两论”那样的哲学思维的高度。贯穿在“两论”中的那种实践的、理论的和历史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依然需要加以学习和贯彻的。

我们的历史使命在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现实的世界越来越复杂，千头万绪，千变万化，难以认清和把握。哲学是一种本质性、整体性、反思性的思维方式，通过分析批判和抽象概括，有助于抓住事物的根本和发展的趋势。毛泽东指出，研究矛盾的复杂过程，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其中最根本的对立统一规律，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认识和处理矛盾的哲学方法论。

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一再取得成功，在理论认识上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学哲学用哲学，特别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重要性。学哲学用哲学可以有许多教材，历史证明，毛泽东的“两论”，对于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来说是最好的哲学教材。在以往的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现在的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矛盾各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提高哲学思维能力，是领导干部能力建设最重要的内容。

4.展望未来的中国和世界

展望未来中国发展，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年左右，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除了少数持悲观的观点和故意唱衰中国的人之外，多数人相信中国经济会持续增长，这种乐观的观点究竟根据何在呢？

经济增长的实质是国民财富的创造问题。经济的增长意味着财富创造能力的增强，反之，则标志着财富创造能力的减弱。当然，经济的增长受到自然、社会和人的多种因素的制约，但在根本上取决于国民财富创造能力向实际社会财富的转化。有其因，必有其果。中国经济几十年持续增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财富创造能力持续增强的现实表现和必然结果。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指出，“智慧+劳动”这一方程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有智慧，但比其他人更加勤劳，因而更有机会克服困难。这个民族拥有许多特殊资源，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十分巨大。”有研究者指出，从1978年至2015年，美国成年人的平均国民收入增长59%，法国增长39%，中国增长811%。只要国民创造财富的能力持续增强并得以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不会停止。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认为，中国现在已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今后跻身高收入国家有独特优势：（1）后发优势远没用尽；（2）减速更多源于外因；（3）内需潜力依然巨大；（4）财力雄厚保障投资。中国有条件和能力在“十三五”实现年均6.5%以上的经济增长，使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整体综合国力和国民财富将稳步增长，这是一个不可遏制的历史发展过程。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在一次讲演中说，1978年之前，是中国现代经济的准备成长期。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第二阶段，即迅速成长阶段，或称经济起飞阶段。这一阶段大体上是40年。之后，将进入第三阶段：强盛期。展望未来，2030年、2040年乃至2050年，中国都处在国家发展的强盛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建设正处在由起飞期向强盛期转换过程中，我们正在走向繁荣富强。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两论”的认识和实践方式，在解决中国和世界的矛盾和发展问题上，以一个多世纪的奋斗，实现的一次最伟大的历史性的矛盾转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总揽战略全局，把握发展大势，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奋斗，进行了新的伟大斗争实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新局面。围绕这一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体现和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发展观等基本原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我们完全可以说，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海内外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奋斗，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将在不懈的努力中，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时代，亲身参与以自觉的实践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历程，亲眼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与进步，看到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正在向我们走来，不能不说是十分幸运的。

当代世界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在历史上原本就长期处于世界发展的前列，只是在最近几个世纪落后了。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又重新回到世界前列，这可以说是从“非常态”回到了“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当代的发展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的第一次“崛起”，而是“复兴”，即再次兴盛。我们只不过是回到了本来属于我们的世界前列的位置。而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一个秉承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无疑将给未来的世界带来新的希望。我们将认真兑现毛泽东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作者郭湛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10月09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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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郭湛：《实践论》《矛盾论》与百年中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