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邱海平：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造成消费能力外流，因此我们必须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党中央作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后，各地区各部门认识不断提高，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许多地方研究制定了综合性方案和专项方案，成效逐步显现，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日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邱海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学界要进一步深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特别是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出发，深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解，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截然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 ：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必须明确提出这一重大决策的现实背景。那么，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依据是什么？
邱海平 ：党中央提出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我们知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能否在可预见的未来重回一个比较乐观的状态仍有很大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保持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我们就必须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国内，找准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主要因素，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挥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
而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原因中，结构性因素最为突出。例如，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当前我国部分主导产业产能过剩，产品库存较严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负债率即杠杆率较高等问题。在金融资源配置中也存在结构性问题，货币资本大量集中于金融领域，而实体经济融资困难，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十分突出。在生产技术结构方面，很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则存在着地区、行业、个人之间差距过大的问题。在结构性因素中，供给侧的结构问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中央提出了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 ：西方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产生的背景又是什么？
邱海平 ：西方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产生的背景完全不同于当前的中国。欧美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二战后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初陷入长期“滞胀”。由于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所以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形成“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于是产生了全面否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受这些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以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不仅在国内大力推进以私有化、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且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以此为发达国家谋求新的国际市场。
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个流派的供给经济学，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滞胀”为背景，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直接批判对象而产生的。从供给学派的政策内容来看，主要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金融的监管以实现金融的自由化、通过减税和压制工会为私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通过推行全球化为企业获得国际市场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 ：有人把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短期经济繁荣归功于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真实情况确是如此吗？
邱海平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短期经济繁荣，虽然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一定影响，但主要是受惠于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新发展及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新技术革命，而不是主要来源于或者仅仅来源于供给经济学及其政策。
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最终导致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从这个角度来说，包括供给学派在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没有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长期经济繁荣，反而是产生金融危机的罪魁之一。因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过分推崇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都是错误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站在中国经济运行的大逻辑中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创新意义。
邱海平 ：是的。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特点，党中央先后提出了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新概念。总的来说，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五大发展理念则是统领全面深化改革所必须坚持的五项基本原则和综合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这一系列新理念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化，不断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视野和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辩证看待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解释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拉动，现在这“三驾马车”已经不管用了，所以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如何辨析这种观点？
邱海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生产环节始终起着支配和核心的作用，同时分配、流通和消费对生产具有重要反作用。只有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这所有环节互相适应和匹配，才能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反之，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一定的放缓和减速。只有从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深刻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也才能注重分配、流通和消费等方面的深化改革。仅仅从供给侧即生产这一个方面来理解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不准确的。
从这个角度看，你上面提到的那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恐怕失之片面，因为它割裂了生产与流通、分配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事实上，虽然投资、出口和消费在我国以往的经济增长中确实都具有重要作用，但仅仅用这三个方面来解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显然是片面的，因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来源于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同样的道理，在我们认识到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改革和发展对立起来。我们必须从全面统筹的高度出发，在高度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视投资及其改革、出口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由收入分配改革而产生的居民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这应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既要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 又要注重完善生产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谈到生产端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厘清。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那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只是限于生产力层面？
邱海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因此，对于供给侧的含义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理解。
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来说，之所以要对供给侧进行改革，是因为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存在失调问题，其中有许多方面更多地属于生产力层面的问题，例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等。从这个角度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一种生产力层面的改革。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不仅“供给侧”本来就包含着生产关系，而且“结构”除了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含义外，也指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关系。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来看，一方面，生产力各要素及其关系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因而，分析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供给侧方面的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且必须深入分析现有的生产关系中有哪些方面可能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从改革本来的含义来说，主要就是指生产关系的调整。因而，在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必须重视从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生产力层面的改革与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有机地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 ：当前我国生产关系改革主要指向哪些方向？
邱海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的含义是非常丰富和广泛的，它不仅指社会再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
众所周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分税制的实行，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职能错位等问题。为了实现本地财税、经济增长率、就业等各项经济指标，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这容易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可能不惜代价保护一些问题企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地方政府职能的企业化和行为短期化，是导致产业结构失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因此，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地处理好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创造性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 ：“去产能”即去过剩产能，位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产能过剩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化解产能过剩也非一日之功。当前怎样做好去产能的减法？
邱海平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可能会产生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失衡和供求之间的不均衡现象，但并不存在生产与消费矛盾的对抗性。对于暂时过剩的产品和产能，可以通过政府采取一定的政策充分加以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 ：如何利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出面大包大揽吗？
邱海平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大包大揽，政府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充分尊重市场本身的运行规律，要运用市场手段和经济职能而非行政手段，来有效处理过剩产能、库存、高杠杆等问题。例如，政府可以通过投资的办法，加大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市场议价的办法购买一些企业过剩的钢铁、煤炭、水泥等产品。这不仅可以带动相关行业的复苏和发展，而且可以有效解决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造成消费能力外流，因此我们必须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另一方面，在我国现阶段，相当部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尚未得到很好满足和保障。而满足这部分需求也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妥善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很大回旋空间。因此，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社会主义的办法创造性地去解决当前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就可以更好地解决我国经济深层次问题，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邱海平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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