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我们
09.03.2015 20:37
本文来源: 法院网
照片的背景是法庭大门，法庭小楼陈旧的红色墙体、斑驳破损的门道、门顶，以及我们脚下的蜂窝煤炉灰垃圾都清晰可见。深蓝色的翻领制服，鲜红的肩章、高耸的大沿帽，把我们定格在那个难忘的激情年代。
当年的城关法庭位于顺义县城石幢环岛东北方向。那是个以一栋两层小楼为主体建筑外加东边几间平房的狭长小院，门朝北开，隔着一条东西方向的便道，与路北的区公安局、法医医院、交通队遥遥相对。
那时的城关法庭办公条件简陋，小楼的一层分设为传达室、接待室、大法庭和几个小法庭。东边的几间平房，作为备用的临时法庭。二楼是我们的宿舍兼办公室。
那时的我们，冬天要靠炉火取暖，夏天靠电扇降温；那时的我们, 没有自己的食堂，吃饭要到路北的公安医院食堂搭伙。那时的法庭，没有保洁和保安，清理厕所、打扫卫生、夜间值班全是大家轮流干；那时的法庭, 没有汽车，我们都是骑着自己的摩托车或自行车下乡办案，庭里唯一的办公用车是一辆三轮摩托，分给辖区最远负责沿河乡审判工作的茹健。
城关法庭虽然狭小简陋、条件艰苦，人员最多时也才只有二十多人，却承担着顺义、俸伯、马坡、天竺、后沙峪、李桥、沿河七个乡镇的民事审判任务，辖区人口占顺义区总人口的一半。
紧张、艰苦的法庭生活给火红的青春留下了一段抹不掉的记忆。我的家在杨镇，师傅王利的家住南法信乡西海洪村，我骑自行车，他骑摩托车。他负责天竺镇的民事审判，为方便百姓应诉、提高结案效率，王利习惯在当事人所在村的村委会开庭审判。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994年夏日的一天下午快下班时，王利通知我明日上午在天竺镇薛大人庄村开庭审理一起离婚案件。可是，第二天早晨六点半，我骑自行车从家里出发，却刚好赶上四、五级大风。大风向东吹，我向西边去，正好逆风而行。一路之上，狂风大作，我心急如焚。从杨镇到天竺镇薛大人庄大约有60多里的路，我艰难地骑了4个小时，直到上午十点半才赶到村委会。师傅王利和双方当事人早已候在那里。看到我风尘仆仆的样子，王利和蔼地笑了：“这大风天，泽军到了真不容易。咱们马上开庭。”那天开庭很顺利，当天就结案了。下午快四点的时候，师傅关照我说：你家太远，早点回去吧。让我高兴的是，大风还在继续，风向没变，这下我回家省力了，一路之上顺风而行，轻松愉悦，我唱着歌， 忘记了早上来时的艰难。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师傅刘刚晚上值班时邀我下象棋，大战到次日天明，最终不分胜负；军人出身的法官于焕宝不仅是钓鱼高手，更是办案高手，他年年办案过百，三等功的勋章积攒了一大把；书生法官王生温文尔雅，从不和人吵架，最喜欢养花，喜欢背诵毛主席诗词，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法警付瑞江在门口执勤，闲来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把他的摩托车大卸八块然后重新装好……
斗转星移，物易人换。1998年年底, 城关法庭被撤销，一部分人员前往新成立的后沙峪法庭，一部分人员到了院机关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员后来调离了法院。当年的城关法庭旧址也早已在十年几前的旧城改造中变成了新居民小区。
从那时起到现在，人民法庭建设走过了二十年的时光。楼房代替了平房，暖气、空调代替了煤火炉、电扇，汽车代替了自行车、摩托车，计算机辅助办案系统广为应用。在改革开放中，法官从外在服饰到内在的学识素养、司法理念都完成了跨时代的转变。
青春渐行渐远，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这张珍贵的照片里包含着我对美好青春的特殊记忆。
附图：1994年城关法庭部分人员合影。
按自左至右顺序：第一排为王生、茹健、王永林、惠海明、于焕宝；第二排为作者、李忠平、朱伟、于海顺、刘福成、薛国；第三排为付瑞江、崔明学。 责任编辑：梅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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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3.2015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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