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科普翻译的变与不变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4-9-26 王俊宁

　　8月底，曾翻译过《一九八四》《动物农场》《麦田里的守望者》等著作的翻译家孙仲旭因抑郁症自杀。消息一出，引发圈里圈外一片惋惜。在哀叹之余，人们也开始关注到当下翻译界以及从事翻译的这个群体。

　　作为向人们传递国外科学知识的“桥梁”，科普翻译群体历来是翻译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科学初入中国的过去到信息爆炸的今天，科普翻译跟随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变化，但那份责任与意义始终没变。

“老科普”和“新科普”

　　因为时代发展，科普本身的概念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翻译过《手艺中国》《大众科学指南》《技术史》的清华大学教授戴吾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时代的发展使得科普的界定出现模糊。主要表现在以往不属于科普的内容如今也可能是科普范畴，而有些重大科普主题更是涉及多学科领域，比如全球变暖、转基因问题等。”

　　在戴吾三看来，科普边界的模糊化使得科普翻译有了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科普翻译就是以往具有明确范畴的科学普及的内容，而广义上的科普则指有关科学文化的一切主题。”

　　科普边界的模糊化对科普翻译来说，更大的影响在于出版社的选题制定上。“涉及多学科的新科普往往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热点话题，这类图书受众多，出版社的热情高。”戴吾三说，“而因为没有严格的边界限制，一些非科技类的出版社也加入到科普翻译的出版队伍中来，比如近年来接力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万物简史》，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美国创新史：从蒸汽机到搜素引擎》，在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受众选择上，面向中小学生的传统科普译作仍有众多市场，而面向中高端人群的科普译作则需要根据时代需求不断调整。“并且面向中小学生的狭义科普著作呈现出文字少、图片多或三维（立体化）的新形式。”　

　　而与科普内容变化相应的，则是科普翻译对于译者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

“老圈子”和“新队伍”

　　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历来是科普翻译的主要群体。在过去，真正有时间和精力翻译科普著作的往往是这些教师和研究人员利用业余或退休以后，在家伏案翻译。

　　“10年前网络还不很发达，翻译一本科普著作很耗费时间。”戴吾三告诉记者，“最初的译者都是在家里，利用自己的英汉词典、科技术语字典等工具书翻译。”

　　据戴吾三回忆，过去的科普翻译者多是一些有学问者在“文革”中避开运动，或在退休以后，在一个安静的小地方进行的。如今科普著作覆盖的学科更广，家里的工具书已经无法满足翻译需求。

　　“因为很多时候针对原作里的一个名词，或是一个短语，要在权威的大百科全书里查证，而这些只有大城市的图书馆才具备。虽然现在有了网络之便，但有些问题还要当面请教专业人士。”戴吾三说，“所以，现在从事科普翻译的人以大学教师和研究所的工作者居多，因为这些地方拥有翻译所需的工具资源和信息资源。”

　　除了资源要求，如今科普翻译对于译者本身的素质要求也在提高。“如今从事科普翻译，除了需要译者本身有很好的外语水平，还要有很好的中文写作水平，具有相应的人文素养。知识涵盖面不仅是数学、物理、生物，也要涉及人文历史等领域。”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科普译著，已经出了100多种，该社副总编辑王世平告诉记者：“找译者难度非常大，因为需要他们精通外语，又对专业知识把握非常好。为什么我们的周期比较慢？跟本身耗费的时间都是有关系的，一般的出版社一年要出十几、二十几本书，我们‘哲人石’一年只能做4本书。”

“老待遇”和“新任务”

　　然而，科普译者门槛的提高，却并没有带动翻译稿酬的增加。

　　翻译稿酬偏低几乎是所有翻译人员的共识。翻译过《爱因斯坦：生活和宇宙》《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等著作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卜天告诉记者：“从他2001年翻译第一本《牛顿研究》开始，千字70元左右是业内的基本标准，如今十几年过去，千字70元左右仍然是他大多数译著的标准。”

　　作为一名译者，张卜天更多地是翻译学术有关的著作。翻一下他的译著作品会发现，相较于有些译者一生只有几本译作的速度，张卜天的翻译速度可谓“迅猛”。粗略统计，2005年至今，仅湖南科技出版社一家，就已出版张卜天翻译的著作13本。

　　然而即便这样的“神速”，如果想要靠翻译稿酬，仍旧无法满足生存需要。“因为翻译过程中消耗的时间、精力是很难预算的。”张卜天告诉记者，“特别是遇到一些比较难翻译的书，查字典、看资料、利用点滴空闲时间争分夺秒，也要耗费很长时间。”

　　张卜天师从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研究方向为西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科学思想史。按照他的说法，他的同行全国估计也不会超过10人。“所以国内在这个领域的译著非常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上我自己很热爱哲学和科学史方面的翻译，所以一直这样坚持着。”

　　针对翻译稿酬过低的问题，孙仲旭曾专门写过一篇《怎样剥削译者》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写道，一些出版社提出的控制翻译稿费，其做法就是在签订合同时，签下有利于出版方的合同，而出版社在选择翻译者时，则要考虑到尽管翻译稿费低廉已成共识，但是愿意挣翻译稿费的人仍然相当多，所以不必优稿优价，稿费水平控制在千字50元至70元范围内即可。

　　“翻译稿酬低必然导致译者的积极性不高。此外因为翻译作品并不在职业考核的标准之内，所以年轻人的科普翻译积极性也不高。”戴吾三向记者回忆道，“有时候因为内容繁多，一本译著的出版周期过长，出版之后社会影响程度不高，效果也达不到译者预期，这样除非真心热爱，不然很难提起兴趣。”

“老地位”和“新要求”

　　已经去世的孙仲旭曾说过：“爱上翻译是种难以戒除的瘾。”所以在翻译界，像戴吾三、张卜天这样因为热爱坚持下来的占绝大多数。

　　翻译过《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刘易斯•托马斯作品集》等著作的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李绍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直言：“我业余做科普翻译也有30年了，我也会抱怨稿费太低。热爱谈不上，聊胜于无所事事，更多时候我翻译科普作品是因为做不了别的。”

　　在2012年4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举行的“哲人石”丛书出版100本座谈会上，学者武夷山就感慨，优秀学术翻译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报酬与其贡献是极其不相称的，优秀译著的社会承认度与其贡献也是极其不相称的。他笑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没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一系列马列著作译本，会有中国共产党吗？遗憾的是，译著迄今经常处于尴尬的地位。”

　　戴吾三认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翻译并不缺人才，然而科普著作的翻译却没有统一的团体和归宿。“科普翻译的落脚点在哪里？载体在哪里？这些都是科普翻译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戴吾三看来，如今科普翻译的难度在增加，“专业的细分深化使得每个人都不敢说了解多少，所以科普翻译也要跟随时代发展不断创新。翻译人员的身份、生存环境，科普翻译制度的创新等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网络时代，科普翻译也可以依托网络新平台、新媒体，像果壳网集中各个行业的人才资源优化方式就很有创新和探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