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海国图志》：仍没摆脱"天朝上国"的论调

　　对于国人而言，“甲午”不是一个简单的干支纪年，而是心中的痛。120年前，中国在与日本的大战中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在此前的半个世纪中，清政府虽已无数次失败，但老大帝国余威残存，仍傲视东亚。在西方列强眼中，中国还是一个东方大国。甲午一役，中国竟然败给了岛夷——日本，现实给醉里梦里的中国人重重一击，人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睁开眼。人们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已不可以道里计，历时30年，被朝野寄予无限希望的洋务运动，被证明彻底失败。

　　甲午的失败不自甲午年始，它对后世中国走向的影响既深且远。今天当我们再回首甲午之战时，不得不把目光放开去，才能看清“甲午”因何而败，又留给我们什么遗产。

　　一直以来，史家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起点。然而，事实上，那场大战带给国人的触动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强烈。上至朝廷，下至百姓，所思所想是如何将洋人挡在国门之外。然而，闭关锁国挡不住列强的坚船利炮。二十年后，更猛烈的进攻又来了。这一次，战火烧到京城。皇帝逃走，精美的皇家园林付之一炬。犹如遭遇当头棒喝的中国士大夫阶层意识到，再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便有亡国之虞。然而，这些自幼苦读圣贤书的儒生们，仍自信中国的礼法制度是最好的，所缺仅是坚船利炮而已。

　　与此同时，在海之东，一直不被中国人重视的岛国日本，也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地方势力割据，等级森严，更严苛的锁国政策……看上去，日本现代化之路比中国要艰难百倍。然而，正因国事糜烂，人心思变，再加上日本早已习惯对外学习，让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变得毫无负担。当中国的洋务派们把目光集中在对坚船利炮的追求时，明治维新一代已经开始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对日本动大手术。

　　甲午战争，犹如一场对中日两国维新的大检验。洋务派们浅尝辄止的变革，“同光中兴”的虚假繁荣，被战争击得粉碎。

　　梁启超曾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诚如此言。甲午之后，中国人开始了寻找国家出路的一次次尝试。戊戌变法，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清末新政，皇族内阁击碎了人们对清政府最后一点幻想。最终，革命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腐朽的清王朝，以及伴随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

　　两个甲子以来，中国人念兹在兹的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两个甲子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站在今天这个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时刻，回望“甲午”，回望一路走来的路，让我们更加看得清楚，我们从哪里走来，又要去往何处。

　　 圆明园大火烧痛老大帝国

　　1860年10月18日，北京西郊。27岁的恭亲王奕站在一座庙宇的台阶上，抬眼眺望西北“烟焰忽炽”——圆明园正在燃烧。

　　万园之园被英法联军点燃了，中国的近代史也被点燃了。

　　1840年鸦片战争历来被当做划分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线，但放眼中国历史演进的脚步，1860年之后的中国，才真正开始了近代化进程。正是圆明园的那场大火，烧痛了中国，触动了中国。

　　变革，是此后中国百年的主题。

　　在战争的刺痛下，沉睡的中国睁开了眼睛，然而，“天朝上国”的迷梦却没有醒来。林则徐被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先进之士。即便是他，“开眼看世界”的眼界也十分有限。他眼中的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可以用长杆捅倒。林则徐认为夷人“无中国大黄、茶叶即肠塞不通”，因而可以禁止茶叶、大黄出口作为制敌手段……

　　林则徐委托好友魏源编撰《海国图志》，《南京条约》签订不久，书成出版。《海国图志》把全新的近代世界观念引入了封闭蒙昧的中国，是中国近代思想的第一部启蒙巨著。而它在国内引起的反响只是批判、指责：“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结果大受冷遇，敢谈者甚寡。

　　即便是《海国图志》，也没有摆脱“天朝上国”的论调，在介绍了世界真实面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同时，仍牵强附会地论证“中国中心”。

　　鸦片战争虽败，但在清廷看来，这场战争远未上升到国家层面，而是一场“夷狄边患”。“五口通商”，在侵略者看来是中国打开了国门，在清廷看来却是限定夷人活动区域，禁止夷人进京。非但统治者如此，中国民众对西方也是一片抵制。被迫开放的广州、福州等五个口岸，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抵制夷人入城运动。

　　侵略者当然不能满足这样的“开放”，1856年，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结果，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数日后，奕报告圆明园被烧的奏折送到承德，已在病中的咸丰，朱批六个哆哆嗦嗦的大字：“览奏曷胜愤怒！”

　　圆明园大火一周后，奕 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次年，奕上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变了中国从来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传统，中国总算迈出了与近代国际体系接轨的重要一步。

　　奕提出的总理衙门只是个与列强打交道的临时机构，但这个临时机构不但常设下来，而且权力越来越大，几乎管理着所有与“洋”相关的事务，从外交、通商到铁路、电报、学校、工厂等等，渐渐形成了凌驾于传统六部之上的“洋务内阁”。在此后数十年的晚清历史中，总理衙门成了至关重要的国家行政机关。

　　大清国的外交、通商事务，则实际由南、北洋大臣负责。南洋大臣，即鸦片战争后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北洋大臣则是《北京条约》之后的“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演变而来。随着清政府外交事务重心的北移，北洋大臣渐渐成了晚清政局的核心人物。先后有两个北洋大臣，扮演了晚清历史的重要角色，其一是大清国的修补匠李鸿章，其二是清廷最主要的掘墓人袁世凯。

　　 虚胖的大清

　　近年来，一个说法经常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被引用：清朝时中国的GDP长期是世界第一，在1820年左右达到最高峰，占世界的33%，哪怕到了晚清末年，清朝的经济总量仍高居世界前列。这组数据出自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因而很有几分权威性。对照之下，晚清的没落和几乎人尽可欺的屈辱，让人更生慨叹。

　　需要指出的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估测近代以前的各地区经济总量时，为了方便起见使用了“GDP”的概念，但此“GDP”与现在使用的GDP绝不能等量齐观。在全球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下，拥有广大领土和众多人口的清朝，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当之无愧。但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很快把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老大帝国踹翻在地。

　　在这一点上，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肯尼迪所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论断，更有现实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

　　即便按麦迪森的换算方法，也能为清朝庞大经济总量的徒有其表作出注脚：在1820年的时候，中国和英国各占世界经济的33%和5.2%，但同期，清朝的年财政收入在4000万两白银上下，而英国则有5000万英镑以上，英国反超中国近4倍。自然经济与工业化商品经济，实在是毫无可比性。

　　根据《大国的兴衰》一书的计算，187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1.8倍，而且大于英法的总和，却没能阻止英法联军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庞大经济总量的虚胖的中国，一座将倾的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