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网]张杰：“美国优先”对中国有多大杀伤力？“绵里藏针”的柔术或可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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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中美关系究竟会走向何处？

而要准确判断中美之间关系的走向，值得重点关注的信号是，近期特朗普政府相继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以及“修正主义国家”。这意味着，在美国的主流思维中，中国已经被初步判定为挑战美国秩序的战略竞争型大国。但是，从中国方面来看，并未感觉到自己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造成任何本质性的挑战和冲突，而且一直存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幻想和种种尝试。在这种双方战略关系感知存在较大差异性的情形下，正确认清和理解中美双方各自感知的战略竞争焦点，以及美国作为主导者已经或者即将推行的大国战略博弈策略，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美国优先”vs“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思路并未相向而行

既然无法否认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美之间正在以较大概率可能性，逐步进入全面战略竞争的特定阶段，这就必然会面临如何看待美国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和中国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种全球化新思路之间的差异性、竞争性甚至对抗性。

从“美国优先”式的全球化新思路来看，特朗普将之解释为， “美国优先”并不是意味着“美国独行”，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创新主导力量，美国经济的再繁荣，必然会带来世界经济的繁荣。其潜台词是，如果没有美国经济的繁荣，世界经济就不会繁荣。很显然，这种思维逻辑，仍然是将美国实力置于全球各国之上，仍然是将美国发展权力置于其他国家之上，是美国“例外论”和霸权主义在经济层面的又一次翻版，也是美国经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延续。

但是，客观来看，美国提出这样的全球化新思路，也有其内在的实力和底气支撑。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以及最终商品进口市场之一，是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依赖的对象。而且，美国的大学教育体系、科技创新实力以及军事实力，也是美国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重要体现和保障；另一方面，不可忽略的是，美国利用其经济规模吸引力以及价值观体系，所构建的全球独一无二的经济和军事盟国体系，更是美国敢于推行“美国优先”战略，以及试图以双边贸易体系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底气所在。

然而，强行推行“美国优先”以及以双边贸易体系来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全球化新思路和新动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加凸显，隐含的风险更是难以预测和把控。为了实现美国利益至上的“美国优先”战略，特朗普政府试图强行推进的双边贸易体系，不仅无法为美国经济再繁荣，提供更大容量、更为持久的发展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双边贸易体系激发激活的“唯我独尊”的本国利益至上主义的泛滥和“人人为我”博弈策略的盛行，可能会加倍加速全球中间品贸易和生产装备贸易体系的收缩，甚至造成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体系的快速衰退乃至分崩离析。这既会对日本、德国、韩国等这些依靠关键零配件、先进生产设备出口优势立国的发达国家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进而诱发和放大美国盟国体系的脆弱性；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可以利用劳动密集型低成本优势，来实现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大国的对外发展机会以及经济发展机会。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全球化新思路来看，中国习进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将之解释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其隐含的逻辑是，中国经济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立足于全球经济共同发展这个根本基础。也就是坦率承认，中国既是全球化贸易体系的获益者之一，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是在这个由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获得了发展机会，但是，也付出了企业盈利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被控制的相当代价，典型如，市场换技术的彻底失败。但是，中国仍然决意摒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逻辑，抛弃“只有我好、只能我好”的排他性发展主义，力主推行“你好、我好，全都好”的包容性发展主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主动利用自身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巨大进出口机会，来持续推动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以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式全球贸易体系的升级，从而最终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然而，理想与现实往往有相当的差距，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全球化新思路，所面临的突出难题和制约是，现有的全球贸易体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而且，在既有的全球贸易体系以及所做大的蛋糕中，如何做到“更要分好蛋糕”，以及在不同国家间公平公正地分配贸易利益？即便所形成的共识是，多边主义和全球贸易体系是维护全球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共同发展的有效路径，甚至是唯一途径，但是，由谁来主导这个进程？如何保证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全球化贸易体系，不被某些强势国家绑架或塞入“私货”？

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双方均需要正确认清的客观事实是，即便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实质上，也已经无法以个体的意志来单独塑造或改变这个新的全球体系。充其量只能以最大的善意和引导力，来顺从多数国家对发展经济的既定共识和共同需求。唯一的途径是按照“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来谋划全球贸易体系的升级换代。很显然，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衍生的WTO体系，而特朗普却在背道而驰，成为WTO体系的搅局者甚至背离者。

中美博弈，溢出效应波及全球经贸体系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与美国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可以预料的是，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态势还会延续乃至强化，中美双方的博弈策略和行为，必然会对今后的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体系产生无法忽略的重要影响。正确判断和理解中美关系的今后走向，以及双方的应对之道，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笔者看来，美国作为中美战略竞争博弈的发起方，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掌控博弈主动权的出牌方，战略竞争的焦点必然围绕经济竞争优势这个核心。这是因为，美国已经逐步认识到经济发展能力，既是美国霸权主义和美元世界货币地位能否维持的基础，也是美国价值观体系和盟国体系能否有效维持的基础，因此，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策略，将会在三个层面展开。其一是对外改变对中国经济“有利”的全球贸易体系，重拾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来削弱中国的出口优势，增强美国的出口优势，恢复美国经济增长的国际基础；其二是对内通过推进大幅度降税改革措施，来增强美国制造业投资的吸引力，强化美国制造业针对主要竞争对手的国际竞争力；其三是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工具，不再局限于经济竞争工具，而是采取军事、金融、地缘政治以及中国南海、台湾问题等全方位的战略竞争手段和工具，来打击和遏制中国经济的赶超能力以及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体系。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竞争态势，对于已经长成大象体型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再采取躲在灌木丛背后的所谓“韬光养晦”式的应对策略，或者按照某些人的幻想，对美国竞争加遏制战略采取全面退让和屈服的应对策略，以换取美国的战略包容。实质上，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不会再被中国的“伪装”和“伪善”所蒙蔽。针对美国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触及底线的战略竞争手段，中国已经没有可以退让的丝毫空间，需要中国特有的“绵里藏针”式的反击和破解。

在我们看来，中国应对美国战略竞争的策略着力点以及可能优势主要体现在：

首先，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以及经济高质量增长模式的实现，是最终实现中美战略竞争博弈均势的最根本力量，是在遵循“丛林法则”竞争逻辑的全球经济中立命安身的最根本保障。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恐惧”的是中国迅速增长的巨量经济规模，以及背后的中国制度体系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因此，最终能够消除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恐惧”的方法，必须是依靠中国的超级经济规模以及隐含背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体系。坦率地说，中美战略竞争格局得以最终实现博弈均衡的唯一解决，就是中国经济规模大到美国的1.5倍甚至更大，大到无法被遏制或被碰撞的地步，才可能获得尊重和和解的可能机会。因此，面对美国层出不穷的战略挑战和策略干扰，中国首要的解决思路还是要有巨大的战略定力，继续埋头苦干发展经济，真正实现政府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体系，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从而保障中国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的内生力量的基础与壮大。

其次，美国当前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经济的负面作用不可小视，但是未必会造成根本性的损害。而且 “美国优先”战略直接破坏和瓦解的是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最终杀伤的必然是美国的盟友以及众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需要高度清醒认识到的是，美国当前针对中国所搞得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表面上看，似乎会对中国产品出口造成显著的阻碍作用，然而，一个客观事实是，如果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角度来看，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价值中约有37%左右是从别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而且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也有部分是美资企业生产的。因此， “美国优先”战略不仅仅树立了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更制造了全球范围内的众多竞争对手和反对者。很显然，美国未必能够承担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压力以及反对情绪。

最后，要根本认识到现阶段中国已经具备了应对美国全方位战略竞争的基础条件，应有自己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战略底气和战略定力。201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4223.3亿美元，已经非常接近美国2017年的57564亿美元，2018年将以大概率超过美国。这两个数据对比深刻说明，即将作为全球最大的零售消费市场，中国正在逐步进入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高质量经济增长模式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可以依靠自身的内需规模以及消费升级换代的驱动力，对相对低端出口的依赖将逐步弱化。而且，中国稳定增长的巨大本土消费市场，也可以作为中国双边贸易市场开放和贸易利益的交换筹码，中国肯定不是“美国优先”战略的受害者。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优先”战略，不仅不会从根本上扼杀中国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机会和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体系的构建，相反，长期的技术封锁以及强推超过发展中国家承受能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只会激励加快中国进口替代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同时，立足于中国特有的“开放性的超级规模市场超级商业模式创新机会+技术创新机会全新经济增长点”的增长机制，中国就完全具备了应对美国全方位战略竞争的基础能力、博弈信心以及战略定力。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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