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章：从实验台到讲台

来源：科技日报 8-5 汪俞佳

　　罗永章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北京市委副主委。清华大学教授，长江学者，国家特聘专家，“人民政协讲坛”特聘教授，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从山东栖霞、甘肃兰州到美国旧金山、波士顿，再到山东烟台、清华大学，从农家子弟到肿瘤生物学家，从艰苦创业到教书育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走出了一条瑰丽的人生轨迹。如今，他依然保持着对科学的热爱与专注，对生活的真诚与坦然。

　　 肩负承诺的留洋博士后

　　有时候，一些偶然发生的事，会改变人一生的命运。1985年，罗永章顺利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第二年，当被确定公派出国留学时，罗永章得知同班同学被诊断为胰腺癌晚期。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身边的人被癌症折磨。

　　弥留之际的同学向身为班长的罗永章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能否选择一个与生物学、肿瘤相关的研究领域？”二是“可否替身为独女的她照顾她的父母？”看着眼前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剥夺，罗永章心疼地答应了。他清楚地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他告诉自己，对生命的承诺，要用一生去兑现！

　　1987年，带着攻克癌症的目标和承诺，罗永章只身来到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攻读研究生，他的专业也由化学改为生物学。

　　1997年，一种叫Endostatin（血管内皮抑制素）的蛋白质被发现，引起学术界和医药界的震动。“1971年哈佛大学Folkman教授提出了著名的‘饿死肿瘤’理论，即阻断肿瘤新生血管的生成可以切断肿瘤的营养供给，达到抑制和治疗肿瘤的目的，Endostatin正是具有上述功能的蛋白质。”罗永章告诉记者，由于该蛋白质在大肠杆菌中制备时没有活性，极难复性，其药物研发受到严重挫折，而这个世界公认的技术难题，正属于自己研究且擅长的领域。

　　平日里安心做研究的罗永章，有些坐不住了。“我一定要做这项研究，但我该留在美国还是回国呢？”罗永章反复问自己。

　　“如果是在国外研究成功，虽然也能产生很大价值，但对中国老百姓的意义并不大。因为这样一来药就成了进口药，价格会非常昂贵，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根本买不起。”罗永章心中有了答案。

　　更何况，罗永章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心中那个承诺。承诺，不仅是对一个人，应该对更多人！一想到要回国攻克这个难题，罗永章激动得几夜未眠。
　 　实验台上不亦乐乎

　　“老罗，听说你回来了？”1999年底，在美国求学12年的罗永章回到家乡山东烟台，老家的一位同学疑惑地给他打电话。

　　带着很多人的“不理解”，罗永章在山东烟台开发区创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那时的开发区，人口不到5万人，更像个小渔村。带领着3人团队，罗永章在艰苦环境下夜以继日做着实验。每天睡3小时也算奢侈，高强度的工作让身边工作人员大喊撑不下去，罗永章却依然热情不减，在实验台上忙得不亦乐乎！

　　然而，罗永章尝试了多种常规的蛋白质复性方法，却均以失败告终。“路在何方？”罗永章把自己锁在办公室，切断与外界一切联系，专心“博弈”。三天后，他带着新方案走出来，疲惫的面容掩盖不住跃跃欲试的兴奋。紧接着，他尝试了一种独辟蹊径的复性思路。

　　1999年12月25日，也就是在罗永章回国仅一个月之后，Endostatin在中国复性成功了！2002年3月美国《科学》杂志曾报道欧美科学家研发Endostatin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殊不知，在1999年，中国的罗永章就已成功攻克了这一世界性难题，而地点，正是山东烟台开发区一间简陋的实验室。Endostatin复性问题的解决，只是研制抗肿瘤新药的第一步。为让这个蛋白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让中国老百姓真正受益，罗永章继续研究和奔走。

　　2005年，罗永章领导的团队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一类抗肿瘤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该项成果成为本报评选出的2005年度国内十大科技新闻，并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2006年，该药成功上市，成为世界首例内源性血管抑制剂类抗肿瘤药物，为广大癌症患者带来了福音。

　　令罗永章更感到骄傲的是，“饿死肿瘤”理论的提出者、哈佛大学Folkman教授也欣然公开承认，血管内皮抑制素的疗效是他们研发的同类候选药物的2倍以上。

　　“我当时做出回国的决定是正确的。”回想起当初的一幕幕，罗永章语气平和，眸子里闪动着泪光。

　　 教书育人 一丝不苟

　　2001年，罗永章撇下在烟台创业取得的一切成就，潜下心来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一名老师。多年来，他时刻不忘自己教书育人的使命，尽职尽责，一丝不苟。

　　很多人都知道罗教授很忙，但究竟有多忙？其实，翻一翻罗永章桌上的日历本，就能略知一二，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天要进行的工作和实验安排，白天黑夜泡在实验室里工作是常态，甚至连去食堂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办公室里挂着的彩色展板上，37位毕业生笑靥灿烂，他们通过不懈努力，现在大多都在世界顶尖的名校继续深造。“你看，这个现在在哈佛大学，这个在斯坦福大学，这个在麻省理工学院……”提起自己多年来培育的学生，罗永章脸上写满喜悦。

　　谈到罗永章现在的“90后”学生，罗永章微笑着说，“现在的学生都个性鲜明，观念更现代，思想更开放，但有时候会有些浮躁。”罗永章知道，唯有用真心，才能真正走进学生心里。他经常推心置腹地告诉学生自己的人生感悟、经验教训，一点一滴言传身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很多毕业学子再见到罗永章时，总会说“罗老师，您当时对我们说的话太对了”。

　　 “又多了一个渠道为百姓做事”
　　7月10日晚8点，罗永章回到实验室，身体有些疲惫，内心却久久不能平复。当天，全国政协在京召开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题协商会，34位委员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出意见建议，罗永章正是其中之一。

　　他的发言是关于《攻克行政审批的“最后一公里”，消除科技成果转化的藩篱》，就医疗行业他提出三点建议。“真的有很多话想说，不过时间有限，只好挑重点。”回国16年，罗永章亲身实践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建设及市场准入等转化医学的各个环节，真切体会到这个过程的艰辛与酸楚。“接下来我还会写提案，继续呼吁。”

　　说起来，罗永章是2010年10月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跟同届委员相比，算是个“新手”。或许正是这个原因，罗永章对“当全国政协委员”这件事格外认真。
几年来，本着“重质也重量”的原则，罗永章每年至少提交3件提案，“多重身份”也让他关注的领域从生物医疗行业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建议意见被有关单位不同程度采纳。用罗永章的话来说：“当政协委员真不仅仅是荣誉，能够多一个渠道为老百姓做事是最值得的。”

　　作为一位研究肿瘤生物学的教授，罗永章把寻找治疗肿瘤的方法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勇往直前，无所畏惧。但最害怕的事情却是看到癌症患者无助的眼神。“现在每分钟就有5人死于癌症，我总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