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

23.11.2017  17: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致力于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014年7月以来,他先后提出,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为了深刻理解和把握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特推出对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老师的专题访谈。

何召鹏: 卫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运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习和运用基本原理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首先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何不同侧重点?

卫兴华: 广义地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者是前者的继承与发展,两者是源和流的关系。这里有个问题需要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者的内涵是相同的还是有差别的?我认为既有相同面,又有差别点。讲相同面,是指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但如果作为论著,两者的内容就有取舍和侧重点的差别。如果其论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固然重点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但也要简要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还应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和新特点。如果其论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其内涵应主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当然也要联系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某些方面也可以与资本主义做些对比。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我们知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著作里面,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个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那里讲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习近平提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言而喻,作为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这是对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任务。同时,这也要求我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政治经济学论著,应该进行系统、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但《反杜林论》里讲的论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侧重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服务。

何召鹏: 认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在经济学领域,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西方经济学。卫老师,您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卫兴华: 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排斥借鉴和汲取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但是,从方法论和根本立场来看,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为劳动人民求解放和谋福祉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而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我们搞社会主义,需要学习、研究、运用和发展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劳动人民的经济学,所以,习近平指出:学习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根本立场”必须首先明确和坚守。

对待西方经济学存在两种不科学的极端态度:改革开放前,西方经济学被称作资产阶级经济学,一律遭到排斥、被骂倒。改革开放后改称西方经济学,被大量引入。目前,西方经济学在国内被作为“现代经济学”当成主流,被一些人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很不正常。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驾驭西方经济学,批判地汲取其中可为我所用的部分,摒弃其不科学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内容。作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要首先深入学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弄懂西方经济学,避免片面性。

何召鹏: 正如您所说的,习近平一贯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运用。2014年7月8日,习近平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2015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再次提出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新的经济发展实践,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要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卫兴华: 概括地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是为了能够掌握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分析方法,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分析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各个社会都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规律,特别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二是多个社会存在的商品经济规律,如作为其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竞争规律、供求规律、货币流通规律、价格运动规律等。三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自我扬弃和转向新的社会制度的规律。四是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规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规律。这是更重要更现实的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加强研究、发展和创新的领域。正如习近平所说,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只有掌握科学分析方法,才能准确把握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发展规律,才能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从而,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与发展。

何召鹏: 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吸收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不断创新和发展,这是很明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还有大部分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规律的,这些内容对于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有何作用?

卫兴华: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局中,我国深化改革与开放,既要与国外资本主义进行紧密交往,也要与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紧密联系。我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社会主义经济与国内外的资本主义经济,既存在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一面,又存在相互竞争、相互矛盾的一面。因此,要学习、掌握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比如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分配规律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需要认识与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与规律。再者,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还占有相当的比重,因而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在其中发生作用。认识和掌握其规律,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缓解其消极作用。也要注意到马克思很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新出现的经济因素,他曾把资本主义制度中出现的股份制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极扬弃,把出现的工人合作社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认为这些新因素虽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关系,但可以成为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内生的新经济因素日益增多,如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工人代表参加企业管理,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因素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点。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新的经济制度因素”的产生与扩大,可以判断,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特点、新变化,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返老还童、青春永驻,而是表明新经济制度因素在增加和扩大,等待条件成熟时由工人阶级去“解放”。因此,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衰落和终将转向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是有借鉴作用的。

何召鹏: 由此可见,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容,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源头活水。您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中汲取哪些有益的成份?哪些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需要学习和坚持?

卫兴华: 我们现在讲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弄清“”,要知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述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和规律,如生产力多要素协同推进生产发展、科学领先的生产力发展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生产决定交换、分配、消费而后三者也一定程度上决定生产的原理;发展经济要重视生态平衡的原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粗放型与集约型、外延型与内涵型原理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论述了多个社会存在的商品经济的经济规律,主要是价值规律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格运动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虽然没有专门篇章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规律,但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预见中,许多论著规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本质特征。在《资本论》中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消费资料归劳动人民享有、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等。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都强调,在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中,要快速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在《共产党宣言》中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把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即建立国有经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其目的是“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1](P287)这里包含四层意思: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首先要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其次,要建立国有经济;建立国有经济要快速发展生产力;最终的目的是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基本原理对于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不断地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有关著作里,挖掘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加以系统的研究,作为指导思想,并将坚持、发展和创新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何召鹏: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成就和规律性东西,既不能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说明,也不能简单地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著来说明,需要用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与说明。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坚持和发展的?哪些基本原理是需要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断坚持和发展的?

卫兴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随着经济实践和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揭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作静止的教义来对待,而是应把继承、发展与创新统一起来。同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同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求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的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个“系统化经济学说”,应具有新的经济学范畴,揭示新的经济规律,具有自己的经济学话语权。要能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和运行过程,这一经济学说应是整体的、涵盖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并前瞻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创新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可以和需要结合当代经济实践进行创新,但不能动摇和否定。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指出,当劳动人民取得国家政权,要首先把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这种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个基本原理既要坚守,但又要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观点,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理论指导。在我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具体经济情况下,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不搞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总之,既不搞单一公有制经济,又要探寻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但必须明确:公有制既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党的执政基础,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守的一条根本原则。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位的问题。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要坚持、发展和创新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及其实现形式,决不能动摇、否定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何召鹏: 通过您的讲解,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您能否谈一下,两者在研究对象上有什么异同点?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既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研究了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您是否同意这个看法?
卫兴华:共同点是二者都要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全面、透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不成熟,在生产关系研究上存在不少盲点和误区,存在是非不清甚至是非颠倒的混乱现象。如,有人宣传“国退民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否定我国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主张私有经济是“人民社会主义”;混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等。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既有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为条件,并没有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谈到未来社会时都提出,未来社会主义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系统深入研究当前的和发展中的生产关系体系,也要从理论上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但不是研究技术层面的生产力,而是研究社会层面的生产力。这是两者在研究对象上最大的不同点。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分析,并没有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这与其研究的任务有关。马克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要揭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关系,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成熟与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规律,给无产阶级提供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因此,他既没有必要建议资产阶级去着力于发展生产力,更没有任务去为资产阶级出谋划策,提出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的建议。列宁也认为,“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2](P188)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又同时运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是对既有生产力状况的概述,并且是服从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的。例如,研究价值,需要先讲述作为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研究剩余价值生产即价值增殖过程,需要先讲述劳动的一般过程及其“简单要素”。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重在研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怎样由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发展为实质隶属。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怎样为转向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

但是,也应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生产力发展问题时,对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生产力诸要素的发展和利用问题,特别是科学的发明和运用于生产的重大意义;要节约利用资源的必要性;违反自然规律发展生产力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提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粗放型生产和集约型生产;折旧基金怎样用于扩大资本积累;两大部类按比例发展的公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等,都有科学的分析。这方面理论观点完全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何召鹏: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根本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既然快速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应研究生产力,是否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呢?有的学者已经明确提出,生产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此您是怎么看呢?

卫兴华: 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任务与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同,就必然会引致研究对象的差别。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包括研究对象的发展与创新。既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包括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那么自然的逻辑推理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不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有的学者已经肯定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值得进行很好的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否要包括生产力?最好不要笼统地简单肯定或否定,应首先界定生产力的内涵。生产力的内涵是多层次的,如果从技术层次即工艺学的层次讲生产力,例如怎样提高水稻的亩产量,怎样炼出优质的钢铁,那就既不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承认,生产力具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技术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例如分工协作,马克思把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但它同时具有社会关系属性。这种社会关系属性是中性的,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性质。再如,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属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层面。

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要系统和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很重要,但很欠缺,且存在不少错乱问题;也要从理论上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需要从三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研究怎样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有经济、政治体制以解放生产力。其二是要研究怎样更好地利用和发挥生产力诸要素的作用,比如怎样搞好企业内部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企业和不同相关部门的分工协作;怎样更好地利用自然力,如水力、风力、太阳能和自然资源等;怎样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怎样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怎样重视科技的发明与创新,并将其运用于生产过程等。这方面的研究,存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如怎样利用自然力,怎样科技创新。自然科学要从科技方面进行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从经济理论方面进行研究。其三是从社会层面进行研究。这是过去学界没有很好进入研究视野的生产力问题。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用新的经济发展理论指导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在经济实践中,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新的指导思想。例如,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要在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应对经济发展下行的新情况,探寻经济发展新动能,进行创新驱动发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高经济发展和供给的档次。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结构性有效供给,以满足国内消费结构变化的需要和出口结构变化的需要。特别是习近平提出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重要的发展生产力的指导思想。上述这些方面实际上是发展生产力的体制安排,属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层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要求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指出: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的结果。一方面,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没有剩余产品,不可能出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另一方面,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差别的存在,需要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程度。这一原理对我国是适用的。另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条件。同时,也应注意,不能脱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不要忘记,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应是将发展生产力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统一起来。

何召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您能否结合多年来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谈谈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哪些根本原则?

卫兴华: 我认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如下根本原则:

第一,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从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国情出发的,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后的单一公有制的模式,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起点模式。在初级阶段,既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历初级阶段、中级阶段,最后将达到高级阶段,即成熟的阶段。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完全继承、坚持与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第四,在分配关系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是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对应的。

第五,由计划经济转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搞活经济,有利于社会需要的满足。

第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相统一的理论。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走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就是习近平所强调指出的:“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

第七,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将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的理论。在分配关系中,既重视效率,又重视公平,再分配更加重视公平。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不是停留在理论观点和意识形态理念中,而是要落实到经济关系中。要关注扭转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消灭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八,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坚持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相统一的理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必然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同时,改革要求开放,开放促进改革。扩大开放不能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经济合作。

第九,关于改革、开放、稳定三者的统一。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条件。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通过实现全面小康,达到共同富裕。稳定,是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个和谐而安定的社会环境。

第十,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这表明:我国的新“四化”不走老路,而是走具有中国特色协调发展的新型道路。我国的新“四化”要重视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要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

第十一,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等。协调是多方面的,如城乡协调、区域协调、产业协调、劳资关系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生产与分配的协调,更要注重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统一与协调。绿色,是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优化人民生活环境的理论。开放,是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统一,要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共享,是要把发展与改革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缩小收入过大差距,实现分配公平,保障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

第十二,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这是指当前特定时期我国应遵循的发展原则。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推动经济各方面协调发展,协调推进民富国强。

从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则来看,都紧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大原则:快速发展生产力;建立和发展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以共同富裕为目的。一切理论与实践创新,都是服从于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怎样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在创建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坚持以上根本原则,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支持。

[受访者简介]卫兴华,男,1925年10月生于山西五台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和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总编辑等职;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规划小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主要成员。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获省部级和国际奖25项,包括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届论文奖、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马克思经济学奖、吴玉章终身成就奖、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等。出版著作近40部,其中有《经济运行机制概论》《走进马克思经济学殿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等。发表文章约1 000篇。

[访谈者简介]何召鹏,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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