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析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三原因 如何看如何办?

10.03.2015  18:44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5-3-9

  9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

  2014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下滑到7.4%,为1990年以来最低。如何看?三个原因让我们感到有心理压力:对比30多年平均增速超过9%的增长,7.4%低于年初制定的7.5%目标;2014年第四季度印度增长率7.5%,超过我国的7.3%。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分析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我认为,如果考虑中长期因素,大致有三类原因:

  第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7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规律是潜在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成反比。在摆脱贫困陷阱之后,低收入经济对应高的潜在增长率,中等收入经济对应中的潜在增长率,而高收入经济对应低的潜在增长率。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潜在增速必然下降。但是,定量下降数字则需要科学、细致的研究。

  第二,经济中结构扭曲的纠正。在同一发展水平上,在潜在增长率相同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路径不同,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不同。过去这些年中,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扭曲日趋严重:投资结构扭曲、产业结构扭曲、融资结构扭曲等,造成大面积产能过剩,投资回报大幅度下降,环境破坏加剧,其严重程度在其他经济类似高速增长时期不多见。纠正这些扭曲,必须停止、减缓、调整以往增长模式,也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看作是延期支付的成本。

  第三,激励机制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除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还要靠激励。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强劲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市场的扭曲以及伴随的腐败,效率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很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激励正在发生变化。过去那种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模式正在淡出,但规范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尚未建立,我们正处在转型期间的中间状态:就是政府权力并未显著减少但做事积极性减少了,这也是导致增速下降的原因。

  如何办?先说不应该如何办。第一,不应该出台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刺激需求只能有暂时效果,但是改变不了潜在经济增速,更会恶化经济中的扭曲。第二,不应该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起作用,必须配套结构调整措施。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采取去杠杆的结构调整,才有了经济回升。当前欧洲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还必须有结构调整,才能最终见效。我们也一样。

  应该如何办?我提三条建议。

  第一,留给市场和企业内生调整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经济“韧性”程度高,不仅政府调节能力强,而且个人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程度大。当人生病时,除了吃药外,人的自我调节,包括改变生活方式的本领是很强的。经济调整也是如此。要给市场自我调节的空间,给个人和企业调整的机会。甚至可以说,调整都是被逼出来的,不要浪费这个调整的机会。

  第二,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一方面应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松绑、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创业等。当今技术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降低了进入门槛,又可满足个性化需求,非常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另一方面是政府可以支持产业发展,但要改变方式。比如推动电动汽车发展,但并不直接参与投资和制造,而是发挥规划、协调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第三,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机制,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解决政府“不作为”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作为”,而是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在法治经济框架中,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既减少政府腐败,又把企业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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