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章念驰：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

　　五月十五日，章黄国学系列讲座之“章念驰：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章念驰先生是章太炎的嫡孙，曾整理过章太炎先生的演讲和医学论著，并参与《章太炎全集》的出版工作。讲座中，章念驰从学术和革命两方面，为我们勾勒了他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

　　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历史定位，经历了前后的变化。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之后，在一本收录中华历史人物的传记《中华英杰》中，曾将太炎先生列为旧民主革命时期三杰之一。到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章太炎先生，得以与孙中山和黄兴两位先生作为辛亥三杰被并列纪念。而如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将太炎先生晚年所抄录的纪念革命烈士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的文章，与中共党史一同陈列。

　　人们对太炎先生作为中华文化脊梁和中国革命先驱的确认与发扬，都让章念驰先生在倍感欣慰的同时，也深感大众对太炎先生仍知之甚少。在章念驰先生看来，太炎先生最大的贡献不在于著述之多，而在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大胆创新。在他所涉猎的小学、经学、诸子学、佛学、史学、文学、哲学、医学、书学等学术领域中，太炎先生敢于疑古，不断提出新的观念和看法。他所遗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总结，更为我们进一步的发扬研究提供了光明的启示和巨大的空间。

　　“过去我不想为他说话，到了最后的岁月我却觉得，自己必须为他说话。”章太炎研究的空前学术危机，世人对太炎先生的种种遗忘与曲解，都让章念驰先生在深感不安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将自身所了解的祖父太炎先生告诸世人，在众人对他越来越模糊的记忆中，拨开历史的迷雾，冲淡风趣故事的渲染，还原这位兼具思想家、革命家风范的历史前驱的真实面貌。

　　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贡献最大的五个方面，一是以小学为址基，奠定章黄学派，二是注重平等与多元，成为佛学与哲学思想的现代化寄托，三是反对文学形式主义，四是著小篆千字文、新三字经，五是对医学的深入思考。

　　小学，是太炎先生学问的根基和起始。一本《说文解字》，他读了七十多遍；九千多个文字的音形义，字字了然在心。正因如此，面对浩瀚的经典，章太炎才能比一般人读得懂、读得通、读得出新。章念驰先生相信，如果说太炎先生在某些方面比一般人取得了更高的成就，这要依赖于他深厚的“小学”功底。而今人对传统经典往往无从着手，无非是对“小学”缺乏深入的了解。

　　在太炎先生历次讲学中，他首先讲的，都是“小学”。1908年，在东京流亡之时，章太炎曾在帝国教育会、大成中学、民报社开设讲学，均以“小学”开始。到了晚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据听讲人的记录，还是从《说文解字》开始。小学是章太炎的学术研究的核心。鲁迅先生在日本期间，就曾系统听完章太炎的《说文》课。他晚年自谦说“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但毫无疑问，鲁迅先生非凡的文学成就，与他当年接受《说文》的基本训练是分不开的。

　　太炎先生培养了许多弟子，而只有文字音韵训诂领域最终形成了一个学派，这就是著名的章黄学派。

　　而在经学研究方面，章念驰先生介绍说，太炎先生早年致力于对《左传》的研究，《春秋左传读》是他最早问世的著作。晚年他则在《古文尚书》用力最深，试图解决《尚书》难以通晓的困难。如果说经过清代的多重努力，我们得以读懂《尚书》的十分之六七，太炎先生则力求通过翔实细致的考证与梳理，使人得以通晓其十之八九。这种为了“让后人不再觉得如读天书”的努力，不仅是对不断丰富古籍创新研究的文化传统的继承，更是一种执着于解开文化之迷的朴素理想。

　　在太炎先生的时代，学术之争既是中国革命的表达形式，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因而表面看属于学术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则包含着对中国近代革命的深入思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太炎先生的学说便绝不是简单的注经释经，在运用思想体系指导政治革命建设层面上，他在哲学和佛学上的成就尤其值得发掘。

　　在中国近代利用佛学建立哲学体系，太炎先生的确不是第一人，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思想家、学问家都曾对中国佛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其合理内涵应用于中国近代革命和思想建设。而太炎先生哲学佛学思想的特别之处则在于那极具现代化的精神寄托。

　　“平等说”可谓太炎先生学术思想中的精华之最。他最重佛学中的平等思想，鼓吹中国近代革命思想之中的平等概念，认为庄子《齐物论》中蕴含着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极为相似的平等价值，也就有了佛学解释下的《齐物论释》。太炎先生所倡导的平等，涉及到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以及文化与文化的诸平面，由思想的平等与多元，逐渐上升到文化的平等与多元。

　　太炎先生重视革命道德，而中国的道德约束中向来缺少宗教约束，也没有建立起宗教治国的理念。因而他尤为注重宗教中的道德约束和力量宣传，认为教育首先要有道德，无道德者也不能成为革命者。

　　他反对所谓的规律说，提出“俱分进化论”，认为善的进化与恶的进化同样进行，文明的进度和反文明的因素同时存在。这些有益的佛学、哲学思想的探索，为我们对中国重大问题的继续思考，留下了极为庞大的思想财富。这或许也是我们能够真正了解太炎先生的焦点所在。

　　 就文学研究来说，章太炎的文学成就很高。近代著名学者吴文淇先生，是最早研究太炎先生和鲁迅先生文学思想及其继承关系的学者。他说，太炎先生的文章没有一句空泛的话，一句话中没有一个空泛的字。太炎先生反对文学的形式主义，反各种八股和文体限制，在文学领域也留下了很多思想，并影响了包括胡适在内的一批五四人物。

　　讲座中，章念驰先生也介绍了章太炎的《千字文》、新编《三字经》的故事。1933年，东北已经沦陷，太炎先生忽在百忙中抽身，用标准的小篆书写了一部完整的《千字文》，留给家中后代。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深感不安的太炎先生何以有兴趣做这样一件小事？

　　彼时太炎先生除写了一部千字文外，还写了一部新的《三字经》。他对传统《三字经》做出了一些改变，赋予其近代的内涵。章念驰先生曾在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将这本《千字文》影印出版，也送给很多朋友收藏。其中，太炎先生的一位再传弟子、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授在收到这本《千字文》后，来找到念驰先生，说：你送我这本书，是给了我一个功课。我发现太炎先生的千字文篆书和我们今天的篆书，有十九处篆文的写法不一样。但经过查阅，太炎先生是对的，而当今习用的一些，则可能有错误。念驰先生大为吃惊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清代以来虽篆书大兴，但人们却都在写错字。那一刻，念驰先生才真正深刻地认识到祖父太炎先生留给后人的究竟是什么。

　　太炎先生不是一位书法家，他只是继承了历代书法家必须做的一件事——厘清前代人在书法中混淆扭曲的文字。真正的书法家不在于手书具有多大的魅力，而在于能够承担起一个时代厘清文字的责任。这是太炎先生那一代人所信仰的书法家之必须。

　　一个国家或可沦亡，但只要文化得以完整保存，便终有复国的希望。在国家危难之际，太炎先生履行了一位书法家的基本职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把中国最传统的文化，留下来。

　　太炎先生之前的章氏三代人皆从医，医学世家的氛围熏陶奠定了他对医学的深厚兴趣。《汉书》言人之最高追求，无非是在“上医医国，下医医民”的两条道路上摸索行进，对于一名知识分子，亦是在这两线之间寻求最终定位。上参政治，医治国家；下系国民，治病救人，这无疑是最高的人生境界。

　　对于医学，太炎先生有着与对“小学”一样的发自内心的热爱。他在被袁世凯囚禁之时一再告诉夫人，要将他收藏的医学书保存好。章念驰先生亦曾将太炎先生精心摘录的医学案例手稿集中收录在论文集中出版，案例数量之大、内容之精，令当代医学界甚感惊讶。在章念驰先生编纂的《章太炎医论》出版之前，很多医学界权威都未曾想过太炎先生对医学会有那么多深入的思考。北京中医界权威钱超尘先生更以一篇洋洋洒洒五万多字的论文加以回应。

　　太炎先生晚年回归医学，也有政治空间遭到约束、政治层面难有作为的缘故。鲁迅先生说，“太炎先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事实上，鲁迅的这个统计，只算了太炎先生在清政府时期的7次被追捕，而还没有记上后来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两次被追捕！在此情境下，太炎先生晚年曾担任四个医学院的院长。在章念驰先生的新书《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中，第一章节便讲他的医学成就，而这是其他任何研究章太炎的学者都绝不会做出的安排。“我其实是在还原他本人的喜好，他是真的很爱医学。”面对太炎先生对医学著作典籍的诸多考证，念驰先生选择为祖父发声。他想要告诉世人，那个出了门会不认得回家路的傻乎乎的国学大师，他不是一个疯子，创新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研究精神，“继绝学于未来”是他始终坚守的文化使命。

　　作为革命家的章太炎一生反对，为公平战斗，追求共和，为自由发声。

　　他献身革命道路的一生，充满了深重的苦难。

　　章太炎曾经寄希望于维新变法，但后来，他和保皇派、变革派决裂，在革命运动中，将自己铸造为一个坚强勇毅的战士。他不断发表反清言论，指出维新主义者的局限，更第一个把象征着清政府顺奴的标志——辫子剪掉，表达和清政府的决裂。他也因此遭到清政府的追捕而多次流亡，最终他选择不再流亡，就那样沉毅冷静地等待着清政府的追捕。

　　太炎先生后因苏报案“光荣被捕”。他与邹容在洋人法庭上以个人身份与清政府对立，在监狱中，他受过各种残酷刑狱的折磨，几次被狱警打得昏死过去，这种残酷不是近代的所有革命者都经历过的。太炎先生被释放后，到日本办了《民报》 继续坚持革命，坚持斗争。
这些经历或许为大家熟知，然而太炎先生投身革命、不屈斗争的意义似乎还并不能为人所理解。在当世人眼中，近百年革命亦带来许多伤害都让人觉得，革命或许还不如维新，那么，革命的意义究竟何在？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革命者与保皇者、改良者的根本区别，那就是革命者敢于拿自己的头颅去撞击冰冷的旧城墙。他们随时随地敢于为革命而献身的勇气，是维新者和改良者无论如何都不具备的精神气魄。

　　太炎先生绝不仅仅是反清斗士。他在清政府推翻后，又因反对袁世凯而遭到囚禁，袁世凯死后，他反对军阀割据，后来又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也曾反对共产党拿了俄国的津贴……甚至有日本学者说，他几乎一辈子都在反对。

　　在流亡期间，太炎先生始终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漂泊无定。在被袁世凯囚禁期间，太炎先生也曾萌发自杀念头，还写了自己的墓碑，写了一幅大字“速死”挂在墙上。这在无形之中感染了他的大女儿，她看到父亲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也看不到任何一丝光明的前景，于是，她在为父亲深感悲怜之余选择自杀。代父自尽，她想用自己的生命唤醒世人对章太炎的保护。翌日一早，法警来到现场，拍下照片。照片中，一个气绝的女儿躺在地上，一个悲愤的父亲坐在她的身边。

　　太炎先生这一生的反对源自旧中国的黑暗之浓重令人绝望，社会之不公令人悲慨！今日我们所见之公平正义，是太炎先生那一代人穷尽一生都不曾见过的光景。

　　太炎先生致力于民主共和，他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政党团体，后来又编成了第一个政党——统一党。他觉得革命军政府既已建成，革命力量就要统一起来，一同治理国家，故而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

　　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第一次为国人宣传了共和、民主、平等思想，第一次把政党政治和民主监督的概念引入中国，为我们开创了一个共和时代。这才是太炎先生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不懈追求。

　　监督政府与政党的力量与机制，是太炎先生这一代革命党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亦是近代革命的一个重大使命。他对孙中山说，一个政权就像是一座大厦，如若没人管理、没人监督，大厦便会瘫痪。他以人民立场对政府所行的监督理念，根本不为当时社会所理解，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为人所真正理解。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不是每个人都理解究竟什么是“走向共和”。

　　辛亥革命后，太炎先生出于建设共和国家的立场提出他的意见和建议，表面来看和革命党人的观点、立场不一致，但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独特的政治思考。太炎先生直至去世，也从未加入国民党一天，更谈不上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他把自己定位为“民党”，是人民的一员，他渴望行使的权力是人民对政府的监督。

　　念驰先生无不感慨地说，真正的章太炎实际追求的是民主共和的新中国。他为中国取国名“中华民国”，并写了著名的文章《中华民国解》。

　　太炎先生与孙中山先生曾为革命胜利后中国走什么路、建立什么样的政府、采取什么样的体制、制定怎样的内政外交政策，讨论良多，想法颇异。长期以来，有人说章太炎最大的问题就是反孙，经常跟孙作对，但孙中山本人完全不是这样看。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匆忙从美国赶回，组织建立临时政府，提名太炎先生为教育总长。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了孙中山同事的反对。孙中山无可奈何，只好请太炎先生做总统府的最高顾问。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人再次流亡，太炎先生却说，我不流亡了，中华民国也已建立，我便不再跑了。他到北京，面对面地和袁世凯作斗争，终至遭到囚禁，在袁去世后太炎先生才重获自由。

　　无意求官，问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几辈？

　　以身试法，为我国言论，力争自由之第一人。

　　在念驰先生看来，新闻界元老张元济先生为太炎先生作的这副挽联，和祖父实在心意相通。始终扮演民间监督者角色，努力尽一个公民的责任，这才是真正的章太炎。

　　今天为什么要纪念太炎先生和他们那一辈人？念驰先生做出了回答：“今天的纪念并不为其他意思，就是要传承他们身上的中国人可贵的基因。”

　　真正的民主革命斗士不应该被遗忘。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可贵基因，都应在对历史的尊重与承继中，坚持书写，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