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禁烧政策为何失灵

11.03.2016  15:34

3月3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提交了《关于加大秸秆精肥还田新技术推广破解秸秆禁烧困局的提案》。秸秆应如何处理?本刊去年底与凤凰网大学问栏目、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等联合主办了“秸秆焚烧与公共决策制定研讨会”,嘉宾主要观点如下:

秸秆最佳出路是压块做燃料

倪维斗(清华大学前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能源学会会长)

秸秆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目前来看,雾霾天气导致很多群众对秸秆野烧有意见。

秸秆到底怎么弄?虽然政府做了很多工作,甚至动用了很多先进技术手段,卫星、直升机都用来监测什么地方有露天烧秸秆,各个地方都成立了禁烧办公室,有的地方干部还搭个窝棚住在地里头,但问题没解决。旁人看了觉得这个做法很蠢,搞得大家都很辛苦,费了很多人力财力物力,却依然屡禁不止。

为什么呢?一个是农民要腾地,要把地腾出来种下一茬的庄稼,这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但上头又不许秸秆堆在地里焚烧,也运不出去。所以,我说这是个公共政策问题。再说秸秆,秸秆总体来说,量还是不小的,每年差不多有7.5亿吨,包括玉米和稻草的秸秆,还有3亿吨左右的林业废弃物,小树干小杈子之类的。这本身是个能源的来源,从技术角度来说,应该是有办法解决的,也想过很多办法。比如大概三五年前,有关部门曾推行秸秆燃烧发电。秸秆直接从地里运到发电厂,和煤混烧发电。当然,单单烧秸秆也可以发电。政府一度很提倡,甚至要求每个县有这么一个秸秆发电厂,但是实践以后,发现秸秆的搜集、运输问题不好解决。还有一种方法是国家正在大量做的,把秸秆变成液体燃料,我国的汽油、柴油都比较缺,从能源安全角度来说也是个好事儿,这个工作也做了很多年,应该说也有很多进步,但成本也是个问题,距离真正的商业化还比较遥远。

第三种就是把秸秆打碎压块,或者弄成颗粒做燃料,可以替代农民的灶,采暖也可以的。目前来看,主要是国家没有因地制宜的好政策,例如秸秆比较多的地方怎么办?少的地方怎么办?

原来说秸秆还田,这个也有很多问题,一般的秸秆在地里不降解,打碎了放到地里头,头一两年对地没好处,尤其在北方,温度和湿度比较低,秸秆不容易降解变成肥料,到后来农民就不愿意了。大量地拿去喂牲口,牲口也吃不了这么多秸秆,赶上牲口快出栏卖钱了,光吃秸秆也不长膘了,还得吃粮食。所以,作为饲料也是有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能源化,方法就是我前面说的三种。

我个人比较倾向第三种方法,就是颗粒化压块做燃烧。同时分布式应用。秸秆本身是个分布式的能源,分布式能源必须分布式用,秸秆集中在一起运输困难,一个2万千瓦的发电量,对于火电来说太小了;但2万千瓦的发电量要烧掉20万吨的秸秆,从各个地方拉去供应非常复杂。

现在又有个问题,就是秸秆比煤的价格高,有的地方煤非常便宜,现在煤产能也过剩,如果秸秆压块出来的价格高于煤,那么农民就用煤了,不管什么污染不污染,什么便宜用什么。所以,秸秆搜集起来压成块儿卖不出去,推广不了。所以,相关政策还是很值得研究的,例如谁用这个秸秆压块,政府就适当地给些补贴。

我到农村去过,如果是用秸秆压块这个东西,家里就非常干净了,农民非常喜欢。但如果农民没用这个颗粒化的秸秆块儿,我看他屋里头的柴火堆啊,一塌糊涂,卫生也不好。应该说,农民对秸秆块儿还是很欢迎的,但就得价钱便宜,又能连续不断地供应。不能连续供应,北方的农民也不要,温饱温饱,北方的农民首先是温,冬天没有采暖他日子过不下去。

在好多地方,我看到当地政府的文件,明令禁止把秸秆压成块儿的固体拿去燃烧,害得这些地方都不敢烧了。其实,烧什么不重要,烧成什么样才是最重要的,排放的二氧化硫是多少都得有个说头。文件要求就是不许烧,烧了要罚款怎么样。所以,我们的公共政策管理是个很大的问题。

秸秆打碎还田有成功案例

李季(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生态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我从三个方面谈一些线索和思路。首先是秸秆利用方面,据农业部资料,目前农作物秸秆利用的比例情况,饲料占31.9%;直接还田是15.6%;焚烧还田17.8%;用于培养食用菌2.6%;造纸也是2.6%,还剩下30.5%的去向说是未知,估计就是直接抛弃。我们一算,有效利用率只有52.7%。

从农业的角度我们测算了一下,秸秆里含的养分可以折算成化肥的1/4,养分的量很高,理论上秸秆利用起来,可以减少化肥用量的1/4。

第二点就是技术路线,秸秆到底应该怎么对待?不同的专业和学科,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我们从农业专家的角度,觉得技术路线有这么几条:

一是直接还田。就是说秸秆收获的时候,通过机械把秸秆粉碎还田一次完成,这也是所有发达经济体最主要的处理方式,是成本最低的,可以固碳回肥土壤,这是生态效益比较突出的一种方式。好多地方没有办法还田,我们考察发现,是设备没有解决,只有联合收割机,后边没有秸秆还田机,现在要配上。设备解决了之后,从技术角度来说就不难,完全可以还田。

二是间接还田,包括饲料化和肥料化。前者就是把秸秆作为饲料,主要是拿去喂草食动物,再分解出粪便。那么就可以规划,比如说多少万亩地我可以对应一个堆肥厂,就是跟一个农业合作社合作,这是间接还田,是通过肥料化还回去了。此外,秸秆也可往栽培食用菌,往造纸方面发展。总的来说,从技术路线的角度来看,现状还是以秸秆还田为主。

最后,我想谈两个案例,也是最近十几年的事。

一是山东桓台,桓台主要种小麦和玉米,一年两茬,这个地方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小麦秸秆还田,玉米秸秆还田是从2008年开始。大概到2013年,全县的35万亩玉米秸秆全部利用了,13万亩是机械化还田,还有22万亩是综合利用。综合利用里面,一个是能源化,有个很大的企业,是做秸秆压块的,另一个养牛的企业拿去做饲料。麦秸是直接还田了。那还田之后有没有问题?山东桓台的做法是隔上两三年,田地会深翻一次,翻到三四十厘米深。这么多年下来,产量不受什么影响,全部还田也是可行的。

二是安徽遂溪,正好是在淮北,也是做了一个秸秆综合利用的项目,它目前的情况,秸秆综合利用率55%,还田比例在春季只有30%,秋季37%,还田率比较低。淮北地区在2000年的时候,秸秆综合利用率就达到85%,现在降到55%,降了30%,为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变化了,原来秸秆都是拿去烧火,做饲料。现在,养殖基本是工厂化、规模化的养殖场了。原来还有农民拿秸秆去做有机肥,现在也不做了。地方政府也在推动农机配套的项目,还有能源化的,有做食用菌等,有拿去养殖等不同的方式,也想通过一些大型的企业来带动。总的来说,我们的观点还是把秸秆还田作为主要方式,再提供相应服务,让此事组织化,只要连续地做下来,秸秆还田是可以解决秸秆利用问题的。

应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双赢

靳乐山(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千百年来,秸秆在农民眼里是很有用的东西,但最近一二十年突然成了问题了。此前,秸秆不管是当饲料还是做堆肥,成本都比较低,现在成本高了,农民就用不了了,虽然不让烧了,但又有各种部门推广的各种技术,可推广这么长时间,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成本太高,使技术很难得到推广。例如,怎么把秸秆搜集起来再储存利用?这种成本太高了,技术很难往前走,那么最后只好通过行政方法来禁烧。干部下基层蹲点,农民一看白天不行,那我就晚上烧。晚上一烧,干部晚上也得在村里看着,导致监管成本急剧上升。所以说,核心问题是成本。

如果有一个双赢的方法,比如一方面把秸秆利用起来,另一方面,相关企业用这个方式挣钱,这是最好的。就是靠市场去解决,只要市场的参与者能够赚钱,那这个环境问题就解决了。目前看来,这种双赢还不是主流。在缺乏双赢机会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参与,就比如说补贴。

我在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工作,生态补偿是什么意思呢?

秸秆焚烧是个环境问题,如果减少焚烧,合理利用的话,就会产生一些环境效益。秸秆焚烧本来是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农民污染了,为什么还要补贴他们呢?

其实,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污染者付费的治理方式,只适合工业园的治理。对秸秆这样的环境问题,不能应用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恰恰相反,受益者付费的方式比较成功,尤其是对于面源污染的治理,就是按照受益者付费的补偿机制。

农民种玉米,玉米棒子是当成宝贝收回去了,秸秆则一烧了之了。玉米一斤卖9毛钱,秸秆卖不了钱,假如你能让秸秆一斤卖一毛钱,也许农民就把这个秸秆卖掉了。如果一毛还不行,那就提到一毛五。只要让秸秆体现出价值,解决起来就不成问题了。

当然,具体的补偿机制、补偿路径都需要很具体的设计。

农民无力承担处理秸秆成本

韩朝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不是做农业方面研究的,这两年主要是研究国有企业,恰好去年在农场调研时,接触到了秸秆处理问题。

刚才各位嘉宾谈到的秸秆焚烧的问题,都是从技术层面来说的。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个技术推广问题,还是个农业生产方式的问题。中国农业几千年来,一直是精耕细作。秸秆在小农经济里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做饲料、燃料、建材。稻草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农民舍不得浪费,他一定要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

如今,秸秆为什么会被烧掉?为什么会成为负担呢?就是因为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了。农民的生产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他没有时间投入地里的劳动,所以说秸秆成为一个负担。

那么,接着我们就要面临秸秆怎么处理的问题。现在一些国家在处理秸秆上,是有成熟技术的。为什么到我们这里却不好用呢?

我想有几个原因。类似工业化的处理,做成酒精,拿去发电,这些技术都成熟,但最大问题是覆盖半径的问题,秸秆的运输成本太高。除非这种企业每隔150公里就有一家,甚至一个县有一家,所以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商业上可行性的问题。现在发达国家处理秸秆的主流办法还是利用机械粉碎还田。

可是,为什么粉碎还田在中国很难实行呢?主要还是小农生产,规模不够,对很多农民来讲,农业是个辅业,不是主业。现在农村很多家里的劳动力还是去外地打工。农民不愿意放弃种地,但也就是凑合着种,图有个保障。青壮年农民出外打工有了收入以后,回家种地,或者用机械、或者请人来收割。家里老人家就是看一看,打打农药。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现在贵了,非农忙时节很难请到人。农民请人把粮食收割回来,还要再雇人把秸秆搬回来,显然不可能。秸秆处理是个大成本都活,费时费力,很不合算。我在安徽调研,那里是双季稻,种水稻一亩地的人工成本20块钱,秸秆还田的话,一亩地成本要80块钱,这显然是个大负担。现在安徽那边,每亩地秸秆还田补贴20块钱,上海那边高达45块钱,但也不够。为了推动禁止焚烧,上海地方政府自己掏钱补贴。

农民种地本身已处于亏损边缘,怎么还能让农民承担成本呢?这条路肯定行不通。

可考虑地方政府间的转移支付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秸秆处理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方面,另一个是经济方面。

从经济角度看,对烧秸秆的农民来讲,把秸秆烧了,对他来说是个理性的选择,从经济的角度看他自己很划算。

另外,从企业来讲,企业发明、生产一套机器来处理秸秆,但很难卖出去,企业很可能划不来。这就是一个经济问题,这就需要政府来介入,来做协调性的工作。

第一就是推广。能不能根据区域特点,比如有的地方就地烧了,有的地方回田,有的造纸,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一样。政府应该起牵头作用。

第二个是地区间互惠。对河北农民来说,强迫禁烧是不公平的,凭什么我要多花钱,让北京市民来享受好空气?你们谁给河北农民钱了吗?给东北农民钱了吗?没有给,那外地农民凭什么给你们做贡献?所以,也不能仅仅靠河北的地方政府给补贴,北京政府也应该给些补贴。这个地方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一直是被忽略的。有钱地方的政府,就应该为这个事儿多掏点钱,因为北京市处理空气污染的成本会更高。

第三就是制度设计。土地制度还是要有相应的改革,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搞大规模经营。大规模经营的话,秸秆可以造纸,也可以做能源。如果产权问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在别的方面也要有些激励政策。

最后,我的老家在江西,江西是半丘陵地带,红土的路太软,很多农业机械开不进去。处理秸秆的农业机械可能需要特殊设计,费用可能还要上升。

农民为什么要躲卫星

司开玲(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

我对秸秆禁烧问题谈不上系统研究,但我非常关注。我出生在农村,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从来没把秸秆焚烧作为问题来看。

2009年,我看到禁止焚烧的小宣传车,就觉得蛮好奇的。今年5月,我就选了安徽淮北遂溪的一个农村,还有江苏东海那边的一个农村,做了两个调研。

在遂溪调查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当地为了禁烧动用了市里面的消防车。

现在一些地方上禁烧的做法,我觉得有点变味,多少带有运动的色彩。在这样的背景下,禁烧的权力运作方式,很多时候是忽略了地方的特殊性了。我当时在淮北遂溪做调研的时候,跟农民待了大半天,他们说如果禁烧,种子很难播下去的,烧能灭虫害啊,灭草啊,这是长期积累的经验。

另外,遂溪更有意思的地方是,那是一个省领导视察的点,他们村里面也动用了大机器。选了一亩地作为试验田,把秸秆粉碎还田,但村民一起交流就说,接下来愁死了,那片土地很松,可怎么种啊?村干部也很愁,等到领导来的时候,市领导陪同的,村干部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我看只有那一亩试验田没有烧,其他的差不多被烧光了。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时候领导们忽略了农民对事务的参与。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很少去考虑农民能够接受的方式是什么。在禁烧失效的大背景下,对于野烧的行为,我个人的理解,是对于权力的一种无声反抗。所以,假如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思考,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农民主体性的问题。

另外,在我们老家江苏东海那边,还有个现象,那边水稻秸秆也粉碎还田了,但碎秸秆进水一泡就出现很多的臭水黑水,最终流到沟里面,导致出现很多死鱼。站在我老家农民的角度来看,秸秆禁烧是解决了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保障了飞机场、高铁线路的正常运营,保障了相关一部分人的权利,但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利益受到忽略或人为排斥。

就我个人的观察来说,在江苏,禁烧做得相对好一点,因为江苏好多地方是种水稻的,就是洒一遍水,然后直接播种。但安徽淮北严重缺水,农民用地下水灌溉玉米,所以才会出现禁烧失败的问题。

我们老家那地方,在2009年之前是晚上烧秸秆,因为卫星监控是有时间段的,那个时间段是可以避过去的。我2015年5月看了国家气象局每天公布的点,卫星过境时间是抽样的,最后农民就是在躲卫星了。

鼓励点对点的协商解决之道

杨大利(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任)

站在农民的角度,有人可能觉得,焚烧秸秆是农民在争取自己的权利,他可以有权利,他本来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小的时候都是把秸秆烧了,秸秆烧后还田就当肥料了,烧掉还可以消除害虫。

刀耕火种的做法是历史上就有的,东南亚也是这样,每年到了收割后的季节,印尼农民焚烧秸秆的情况也是很普遍,浓烟飘到邻国新加坡,导致新加坡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

为什么现在政府明令禁止,还是有农民要焚烧秸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农民偷偷点火焚烧秸秆不容易被抓着。这和排污严重的货车一样,司机半夜开进北京城来,相对来讲监管的力度不够强,不容易被抓住。这与农民、司机的环保意识有关,也与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强有关。当然,即便是一个真正的警察国家,也不可能完全禁止上述行为。

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另外,还有地域的问题。比如说,成都的双流机场受周边农田秸秆燃烧产生的浓烟影响,飞机不能起降了,那就让双流机场出点钱解决问题,机场方面可以想办法给周边农民一些补偿。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鼓励这种点对点的协商解决之道。

中央政府特别希望做这个事儿,中央政府可以拿钱做一些事。地方政府呢,也可以去做。类似机场附近,那就通过机场去掏钱补偿、去与周边农民协调,毕竟机场也是公司。现在,我个人感觉,各个不同层面都可以去探索着来做。不同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办法,类似东北地区这样土地规模较大的,秸秆可以制成燃料,有些南方地区土地分散,那就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处理。


  (信息来源:16-03-10 《环境与生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