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飞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力图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寻找从根本上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类真正自由的社会途径。“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概念何以成立？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什么意义？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飞。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生态上存在着“空场”。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张云飞：早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可见，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存在着自己的生态维度。
往前追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都包含丰富的生态思想；往后考察，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学的当代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英国较早研究环境问题的学者兰基斯特（R. Lankester）是马克思的年轻朋友，与马克思讨论过进化和退化的问题。其学生英国生态学家坦斯莱（A. G. Tansley）于1935年提出了“生态系统”这一唯物主义概念，有力地反击了具有目的论倾向的“生态演替”学说。
帕森斯（L. Parson）编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1977年）一书，以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为依据，从“自然界是人类劳动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作为辩证法的自然界”、“资本主义的污染和对自然的毁灭”等七个方面系统地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进而，福斯特（J. B. Foster）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他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这种生态观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
可见，马克思主义不仅有自己的生态思想，而且大体上形成了一个科学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生态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何关系？
张云飞：由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具有复杂的谱系结构，因此，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主要有以下情况。
其一，“正统性的马克思主义”。一些论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试图通过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资源，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体系，进而为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态辩护，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领域的在场。因此，这种观点属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其二，“修正性的马克思主义”。一些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顾及“异化消费”问题，而这一问题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有必要用生态学补充马 克思主义。也有论者认为，马克思只看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第一重矛盾），而没有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第二重矛盾），而第二 重矛盾恰恰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第二重矛盾就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问题都有所论及，只不过没有将其作为正面论 题展开阐述。用生态学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意图，具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当然，不能将这里的“修正”等同于“修正主义”。
其三， “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一些论者围绕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就解决当下的生态环境问题、实现 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各种理论方案和实践预案，力求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当代的丰富和发展，因此，可以将之视为“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生态马克思主义具体有哪些内容？
张云飞：生态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生态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把人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这个通俗的道理告诉给人们，其核心范畴是生态系统思维或生态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科学”的论述就具 有生态思维的意义。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新生代，霍利曼（H. Holleman）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严格遵守马克思的方法。她认为，接受唯物主义、适当运用抽象方法、采用辩证法、集中于历 史特异性等，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特征，在马克思形成其大量的洞见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构成了当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
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思想，而且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体系。伯克特（P.Burkett）从“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 与资本主义”和“自然与共产主义”三个方面，考察了马克思生态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工作日”理论和危机理论的生态意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建立的阶级分析方法。正是这一方法，能够帮助生态经济学在自然与经济的价值的关系、资本与自然、熵定律对于经济系统的意义、可持续发展理念等议题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这样，就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奥康纳（J. O’Connor）认为，生态学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在生态上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 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在这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动力被非商品化了，而且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科威尔（J. Kovel）实现了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转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自然的敌人，西方的生态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继承者，未来社会必须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即生产是由自由联合劳动力开展的，使用的是以生态为中心的方式，实现以生态为中心的社会目标。
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彰显了其现实指向，生态社会主义表明了其未来追求。当然，这种描述只是我们对生态马克思主义逻辑基础的一种想象。
启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路径，能否彻底解决生态问题？
张云飞：在经济模式上，就生产资料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反对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科威尔反对“公地悲剧”鼓吹者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生产目的上，福斯特认为，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在分配问题上，福斯特认为，只有承认“环境公平”，环境运动才能避免与从社会角度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人阶层相脱离。奥康纳认为，资产阶级正义的实质是“分配性正义”，生产性正义应该成为生态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
在政治模式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这对于彻底解决生态问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只有在坚持人民主权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生态转型。
在文化模式上，生态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文化变革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重要性。机械思维是导致生态问题的重要原因，为此，需要走向生态思维。科威尔认为， 生态思维就是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与周围的自然不可分。在价值问题上，福斯特指出，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以穷人为本。科威尔认为，对于公正的渴望是解放劳动力的中心，也是解除生态危机的基础。
在社会模式上，生态马克思主义看到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倡导的高消费带来的生态危机的严重性， 要求实现消费的合理化和生态化。此外，社区是社会和生活的基本单位，直接影响着生态治理的成效。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高度关注社区问题，倡导社区正义。但是，对于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按照无政府主义的方式理解社区的做法，需要结合实际进行具体分析。
总体上，马格多夫（F. Magdoff）提出了“和谐文明”的总体模式：“和谐文明=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在社会控制之下，民主的意义由民众掌握，工人控制工厂、农场以及所有的工作场所）+经济运行的目标是生产的商品与提供的服务满足人类基本的需要，同时保护环境+实质性的平等+简单的生活。”这一模式对于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颇具启发意义。
对实践启示研究不够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是否存在局限或困境？
张云飞：就生态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而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哲学本体论基础不统一或不明晰。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科威尔将生态中心主义的“内在价值”概念引入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中，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就是用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内在价值的社会。但是，生态中心主义属于不过问政治问题的纯粹的“绿色思潮”，而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过问政治问题的鲜明的“红色思潮”，如何实现二者的融合存在着理论障碍和政治障碍。此外，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在历史唯物论视域中讨论问题，较少涉及自然辩证法。
第二，需要高度关注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生态文明 的创造性实践。因此，正如中国学者需要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一样，生态马克思主义需要主动关注中国议题。而美国一些学者最近提出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很重视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中国国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看，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张云飞：首先，过去主要围绕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展开研究，从总体上揭示出其理论逻辑和理论贡献的力作较少。因此，现在需要有综合比较的研究视野。需要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把握，需要对其在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位置进行总体性考察。
其次，过去主要围绕其理论贡献展开研究，对其实践启示的关注还不够。未来需加强研究的问题有：生态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环境运动、环境非政府组织和绿党到底 是什么关系，是否推动了西方的生态治理，是否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重要力量？将生态马克思主义成果运用到当代中国需要什么中介条件？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艰难处境和具体困难，不能求全责备，更不能上纲上线，而应该在与其创造性对话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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