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罗骞：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立足中国实践
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与改革实践同步。如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的需要，在不断推动思想解放的同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学者们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总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经验与教训，定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议题、目标，从而提升理论研究的层次，是建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客观需要，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从单向学习到平等对话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响应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要求，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肖像。90年代以来，通过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阐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众多议题，甚至一些政策方针，都受到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积极影响。但是，从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应该说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处于学习引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将大量的精力放在翻译介绍、推广普及领域。如今，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学术交流的扩大，学术资源的同步共享，尤其是随着我国建设实践的伟大成就及国外理论界对中国的关注，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走上了与国外研究者相同的平台，开始取得平等对话的理论资格。在研究中形成理论自信，坚持主体地位，摆脱盲目迷信，展开平等对话，是新世纪以来逐渐突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特征。目前，可喜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正在逐步成为平等的对话者，一种深入的研究模式正在形成，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正在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
从模仿消化到融合创新
与最初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引进介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借用国外理论资源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坦率地说，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不少议题都直接或间接受国外马克思主义影响，诸如实践唯物主义、人道主义、主体性、生态主义等议题。有时不仅是议题而且思想原则也没有超越国外马克思主义，甚至只是简单的移植和模仿。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现实实践本身对理论提出的更高要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从模仿消化走向融合创新的阶段。我们必须坚持反思性立场，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资源，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理论议题和思想原则，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色、风格和气派的学术体系，鼓励学者建构有个人特色的范畴、命题和学术体系，甚至是学派。这必然意味着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研究对象，在价值上作出客观评价，而且是以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实践为导向，以形成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目的。以此目的为指引，国外马克思主义将批判性地成为我们自身理论建构的一个环节，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之一。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更要主动地适应时代的要求，自觉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理论创造的内在要素，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服务。
从单向输入到双向互动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学习走向对话，从模仿走向创新，这就意味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从单向的学术输入走向双向互动的更高阶段。国际化不应该只是单向的学习引进，也理所当然地包括主动的理论输出、话语输出。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成果积极地介绍到国外，不仅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理论的需要，也是推动和提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需要。我们知道，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客观地说，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更多是学理上的，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阐释更多是从批判资本主义这个角度出发的，并不像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样拥有丰厚的实践土壤，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为支撑。这导致了一些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诸如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而忽视了建构性的一面，强调社会运动自发性、分散性而忽视了总体化、组织化的一面，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乌托邦的理想性而忽视社会主义现实性的一面等等。相反，中国马克思主义由于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虽然在理论的学术化和个体化等方面还做得不够，但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性品格，产生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历史影响。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迫切希望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动态。加强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互动，不仅要在众多的理论议题上及时提供我们的思考和成果，而且要在研究中提出和设定我们自己的议题，让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研究具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因素，以此影响国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发展。
（作者罗骞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原文刊于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月刊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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