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科技创新的“孤岛”困局

　　“看着辛苦研发的产品上不了市，看着众多患者因不能及时找出病因而无法痊愈，我心里真着急啊。”北京东方双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朝香十分无奈。

　　三年前，这家公司与一所三甲医院和高校合作，研发出国内首台皮肤图像诊断仪，可以查看很多肉眼看不到的表皮层以下信息，十分有助于皮肤病诊断治疗。“虽获试用医院广泛认可，但不少样机却只能静静‘躺’在实验室”。

从实验室到市场，到底阻隔在了哪儿？

　　市政协围绕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展专题协商，组织常委进行视察。科技委员会主任申建军介绍，科技委还组织委员到企业、政府机构调研，开展“献一策”活动，深入查找症结，谋求破解之道。在梳理委员和专家学者意见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若干问题的建议》。

　　委员们发现，打通实验室到市场的阻隔，还得从创新链条说起。这一链条包括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等不同环节，各阶段间缺乏关联和连接，就容易形成“肠梗阻”，将创新链割裂为一个个  “孤岛”。东方双冠公司正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局，如何才能走出创新“孤岛”呢？委员们给出了破解药方。

走在政策前的创新困局

　　东方双冠公司遇到的麻烦在审批环节。因为其发明的皮肤图像诊断仪是国内首创，国内标准目录中并没有这样的产品，当时专家委员会把它划入第三类医疗器械。但在提交国家相关部门进行审批时却被告知该器械应划归第二类，要求他们重新走一遍医疗产品申报程序。

　　“这趟程序走下来至少要两年时间，国内一些同类产品已经开始研发，而两年对一个创新产品的意义可想而知。这个‘麻烦’已经困扰我们快一年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李朝香说。

　　等，成为不少创新产品先行者进入市场时的无奈之举。

　　创新等政策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堵塞实验室到市场的通路，影响成果转化。数据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大量成果还“沉睡”在实验室。

　　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是中关村第一批创业者。她认为，问题根源就是60多年来我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长期分离。

　　“长期以来，我们的体制高度关注科技研发，注重出成果，但中间转化环节体制保障滞后，使得大量成果闲置，落入科技创新的‘中间陷阱’。”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刘玉芳委员也有同感。

　　中间环节涉及到科技政策、教育政策、财税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的协调配套，涉及多个部门。

　　对企业来讲，创新产品上市前要跟许多部门打交道，政策若不能“齐头并进”，说不准哪个环节就会掉链子。“产品从获得生产许可证到质量体系认证到临床试验……本来流程很顺利，实在没想到审批上出了岔子，政策一定要连贯啊！”东方双冠公司李朝香的期盼道出了众多创新企业的心声。

　　市政协科技委调研后，建议政府建立起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的服务支撑体系和平台，促进政策集成化，动态追踪问题意见，及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尤其要在成果转化这一薄弱环节上做好“服务生”。同时，委员们还建议政府优化知识产权服务体系，集成已有的科技平台和中介服务机构资源，大力扶持产业技术联盟等科技“自组织”发挥作用，推动政策不断完善。

　有钱不能用的烦恼

　　有人投钱，创业企业却觉得心烦，这是怎么回事？

　　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几个大学生筹资10万元，注册了一家公司，有基金公司看到了大学生们创业项目的良好前景，计划为其投资100万元，占股份10%。

　　这本是一件好事，但他们到工商局办理变更时，却被要求先去税务局开具完税证明。因为按照基金公司投资100万元占10%股份的比例，该公司目前估值为1000万元，大学生们作为企业原始股东，10万元注册资本金便增值到900万元，按照现行规定，需缴纳增值890万元部分的所得税。

　　碰到这条规定，满腔热情创业的年轻人傻了眼，“我们哪交得起这么多钱？”

　　创投的钱用不上，财政支持资金也不好用。北京迪尔塔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狄委员说，不少中小微创新企业向他反映，科技部门和中关村园区实行的科研课题后补助政策，常常只起到  “雨后送伞”的作用，“是相关部门为了规避失败风险又能取得政绩的理政之道。”

　　但科技创新产业特性决定了它在研发和初入市场阶段高度依赖资本。“初创期的中小型技术企业，往往由于生产规模小、研发费用分摊大、无法得到消费者理解与认同，导致市场使用意愿较低。不确定性高，死亡率也高，能得到政府减免税或金融资金支持至关重要。”万科原高级副总裁毛大庆委员分析。

　　其实，从数据上来看，北京创新发展并不缺钱。近年来，全市研发经费支出连年升高，去年就达到1286亿元；财政金融支持科技企业的规模也逐年上升，仅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就有2亿多；此外创投、私募等日趋活跃，管理资本总量超过1万亿。

　　而现实情况却是，不少中小企业因种种障碍得不到资金支持，创新链条因得不到资金链支撑而断裂。

　　政府条块分割、分钱分物的管理体制是本市科技金融的症结所在。民革北京市委常务副主委于雪鹰委员说，科技资金发放主体包括市科委、金融办、发改委、商委、交通委和财政局，各部门分散投入。而且扶植范围小，不少真正有潜力的创新项目和企业难以获得与其发展相匹配的资金。

　　另一方面，创新企业具有知识产权无形性的特殊性，商业金融产品不易评定其具体的市场价值，贷款门槛高，企业求贷无门。

　　于雪鹰建议，政府层面要统一财政金融扶植科技创新的归口，实现科技方面财政金融的集中管理。将北京市科技信用平台和金融信息平台对接起来，解决金融机构遇到的信息不完整和不对称的问题，大力推进商业金融产品的完善。她还建议设立中关村科技创新与发展银行，由商业银行和政府财政资金同比例出资设立低息信贷款产品，优先偿还商业贷款，在发生损失时，政府资金来托底。

　　市政协科技委调研后认为，要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创新领域，尤其在种子期和初创期阶段，加大对天使投资及其他风险投资的支持和引导，并探索以事业单位作为投资主体，用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成立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激励政策的“优而不惠”

　　北京有中国科学院院士389人，占全国52.4%；中国工程院院士352人，占全国43.9%；累计1103人入选中央“千人计划”，占全国近30%；研发人员中，近两成有博士学位，占全国1/5……

　　“人才是创新第一资源，北京具有丰富的人才基础，但要切实形成生产力，关键得激发他们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北大医学部教授张毓委员说。

　　激发创新活力，北京的政策引导紧锣密鼓，不断细化。

　　2011年，中关村“1+6”政策推行，在科技成果处置、股权激励、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等六大方面先行先试。规定在示范区内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高校等进行股权和分红权激励改革，对突出贡献人员进行技术入股、股权奖励、期权、分红权等激励。

　　2014年，北京在政策创新上再做突破。“京校十条”出台，科技成果公开交易和备案管理、设置科技成果转化岗位等一系列政策具有探索和试验性质，都是率先在全国实行。同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给予科技人员奖励比例下限由以前的20%提高至70%。

　　2015年上半年，深化科技改革发展的行动指南——《关于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也在人才激励上出了重招，强调进一步改革科技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实行科技成果入股、股票期权、分红激励等办法，增强对关键岗位、核心骨干的激励。

　　“我们的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高校、科研院所人才创新创业热情也很高，但问题就出在实施阶段，一些细枝末节上的具体障碍需要进一步打通。”  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吴晨委员说。

　　委员们在调研中就发现，不少院校科研人才有创新创业的冲动，但依然很难迈出关键一步。担心创业后教职是否保留、创业评价标准与学术评价标准如何统一、创新创业工作与教学科研任务怎么协调、职务发明到底能获多少收益等实际问题，而这些具体问题需由不同系统、不同院校与宏观政策有效衔接。

　　如何把好政策用好？市社科院研究员马一德委员建议，在各级实施层面，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将职务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在重要贡献人员、所属单位之间合理分配，提高骨干团队、主要发明人的收益比例。

　　提升高校、科研院所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成就感也很重要。目前院校的人才评价标准相对单一，主要围绕论文、专利或课题数量展开，一部分真正投身产业化科研和成果转化的科技人员，常被边缘化。马一德认为，要拓宽评价渠道，把创新创业纳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评价体系，进而引导更多人投身创新创业。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张济山委员从另一方面建议，为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还要给各类创新型人才的创造活动和生活提供更加完善的政策保障，建立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刘文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