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理论]郭湛：创新的时代呼唤创新的哲学

适应时代和科学的进步，适应社会和人的需求，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而言，思想理论创新无疑是最神圣的使命。张载把它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能够大有作为的最高境界。可以说，这项历史责任就是：在创新的时代里发展创新的哲学，为中国实现创新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支撑。这里首先应该讨论的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前沿问题。

当代中国发展需要思想理论创新

当代中国的发展正处于由模仿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之中。“后发优势”即主要靠模仿驱动的发展优势，虽然还没有用尽，但已所剩不多，创新发展是未来中国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不仅自然科学和技术需要创新，哲学社会科学也需要创新。我们不能完全靠借鉴别人的成果来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而越来越多地需要依靠自己的创造力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中国制造越来越转向中国创造。中国的思想理论创新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创造力，创造了辉煌的古代中华文明。英国学者坦普尔依据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和文明历史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人所未知的最大历史秘密之一是：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是中国和西方种种成分的独特综合而成的。‘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创造发明和发现可能有多一半来自中国。”中国的发展曾长期处于世界各民族的前列。

近两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走出了民族危亡的低谷，开始了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进程。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我们都进行了探索和创新。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创新。这种创新一直在驱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已经全面展开。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创新能力仅次于美国。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处在这样一个需要创新并且鼓励创新的时代，理所当然地要考虑如何参与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理论创新。我们需要明确，思想理论创新的前提是什么？在积极创造这种前提的同时，如何进入思想理论创新的前沿？在具备基本前提和进入思想理论前沿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特定思想理论的创新，发挥思想理论创新的社会作用？

创新活动依赖于人的创造力。何谓“创造力”？在拉丁语中，“创造力”一词最初大意是创造、创建、生产、造成。《创世纪》称：“上帝在一切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创造了天和地”。从词源看，“创造力”的含义是：在原先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创造出新东西。“创造”本来就是“成长”的意思，青年时期是一个“成长”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创造”的时期。家庭、学校、社会在“创造”青年，但这种外在的创造是通过青年自我的创造实现的。

我们关注人的思想理论创造力的发展，这是思想理论创造者的生成或成长的过程。这种能力是在接受、理解和反思已有思想理论的历程中实现的。相应的人的认知构成是一横一纵的“T”型结构，即以广博为前提，靠专精得成就。总的说来，人之认知的广度与认知的深度是成正比的，要有足够的一横才能造就足够的一纵。我们需要有广博的知识，不羁的想象，丰富的经验，进而才能有批判的反思，抽象的概括，逻辑的分析。但过于宽泛的广度，导致思考难以收拢聚焦，天马行空，不踏实地，也会牺牲思想的深度和力度。

“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在全面把握思想理论及其所依赖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从思想理论创新的前提转向思想理论创新的前沿。在思想理论前沿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问题很多，甚至可以说无穷无尽，如果没有关注的中心，漫无边际，就会如坠烟海。从理论上研究问题，是为了在实践中解决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我们正在做的重大事情中的迫切问题，是理论研究应当聚焦的中心。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促使许多学者研究实践论即认识论问题。从认识发展的主体、客体、中介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和规律，到实践运动的主体、客体、中介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和规律，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些问题的研究价值指向，显然在于当时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笔者在那时写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论实践的效能、效果和反馈》，认为实践、效能、效果和反馈的辩证循环是实践运动的基本规律之一。这篇论文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于1983年发表在《哲学研究》上。

1988年，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十周年之际，笔者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解放·探索·实践》一文。文中说：“解放了的思想只有在不断的探索中把艰苦的精神劳作凝聚为建设性的成果，才能实现有价值的哲学、科学和艺术的创造。”讲到理论探索的特点，文中论述了自由、选择、创造、试错权等，强调创造性的探索不同于重复性的特定操作，应当有自己的试错权，这是从它的自由本性必然引申出来的。这是国内学界较早对试错权所作的明确的论证。

笔者从亲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思想理论上的创造力的发挥，需要继承和积累，获得必要的前提，更需要抓住真正的问题加以解决，进入思想理论创新的前沿。无论获得前提还是进入前沿，都必须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问题导向。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研究，一定是对于现实中重大问题的发现、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面对的问题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众多迫切的思想理论问题亟待破解。我们不能只把前人提出过的问题当做问题，对当代已经碰到我们鼻子尖的问题反倒视而不见。在把握历史、实践、科学的前提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敢于踏进学术前沿，发现、分析和解决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就会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假说与论证：在创造历程中历练

思想理论的创造需要一定的方法。在原有的方法不能奏效时，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就会成为撬动思想理论创新的有力杠杆，例如采用假说方法。自然科学中的假说方法行之有效，早有定论，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社会科学作为实证科学，也可以采用假说方法，似乎也没有疑问。那么，哲学研究是否也可以运用假说方法？很少有人这样提出问题。实际上，在哲学研究中同样可以运用假说方法，只不过要遭受严厉的反思和批判。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也是适用的。学会理解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假说方法，酝酿、提出和论证假说，可以提高我们在思想理论上的创新能力。

列宁说：“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既然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在其产生过程中经历过假说阶段，那么在此后的发展中也将不断提出新的假说，并通过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确定其中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一个完整的哲学假说，大致经历如下过程：发现问题，探求解法，建构假说，论证假说，评价、发表和检验。如果不允许提出、论证和检验哲学假说，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将被压抑甚至窒息。

笔者在硕士论文中提出“实践及其效能、效果和反馈的循环”是实践运动的基本规律，其实就是一个哲学假说。当时这个假说没有受到排斥，思想解放的学术理论界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了它。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处于假说提出、论证和检验的过程中。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在积极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探索，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学术研究是幸运的。

哲学社会科学与数学自然科学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在运用假说方法上各有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只见这种不同，而忽视可运用假说方法这种共同之处。缺乏自觉的假说意识，不能通过众多假说竞争选拔创新理论，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更自觉地运用假说方法，我们的学术争鸣和理论创新会更加活跃和富有成果。

我们的每一个哲学假说，都要经历自己和他人的论证或反驳，经历历史实践与科学文化发展的检验。历史上的经典就是经历了历史检验的典籍。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理应以经典为范本，向经典看齐。论文、著作是思想理论创新的产品，它的创作过程就是追求完美的过程。在发表之前，作者总要尽最大的努力，使之尽可能完美，不留或少留遗憾。顾炎武说：“语曰：‘良工不示人以璞。’虑以未成之作，误天下学者。”当然，一篇文章意犹未尽，还可以二论、三论。有价值的思想理论，一个人没有完成论证，他人、后人还可以继续论证，加以改进，毕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思想理论创新是学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每个学术领域都有自己的前沿，谁也不能“空降”到前沿阵地。只有经过扎扎实实的努力，不断积累、加工和创造，才能穿越无数信息的“丛林”，走向思想理论发展的前沿。立足前沿，明确目标，准备充分，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才会成功。

（作者郭湛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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