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王衍行：民间投资尚需解决三大问题
近期，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5879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7％），增速比1—5月份回落1．1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1．5％，比去年同期降低3．6个百分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民间投资增速过快滑坡必将影响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为此连续召开多次会议，旨在探讨如何缓解民间投资增速回落。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更加强调投资的质量，而非数量。若这些低效率的投资方式一味单边增长，必然会引致投资风险的负面叠加，也会对民间投资形成 “挤出效应”。因此，今后在强调投资增量的同时，不应忽视盘活存量。
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应转移至盘活固定资产存量上来
王衍行首先提到了一个很文学的概念，即投资是有灵魂的，投资的灵魂就是稳健。所谓稳健，是指投资主体能够利用自身的投资收益、自有资金、资本金化解投资风险。换言之，即投资主体本身应该具有“造血还债”的机能，而不是仅仅指望扩大投资增量稀释短期风险，换句话说，不是简单地依靠“输血”苟延残喘。投资是为了取得收益，但收益未必由社会全员共享。更重要的是，投资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近年来有大量粗放投资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甚至负面的叠加性，若得不到有效缓释或化解，大量积聚的风险会引致经济紊乱，最终的投资风险必然由社会全员来承担。显而易见，解决投资的债务或风险问题，拖延时间仅仅是权宜之计，蒙混过关更是不可能的。
而这种低效投资不但造成资金、资源的浪费，也降低了投资增量的边际效应。王衍行表示，自己近年来通过大量调研发现，个别地区的固定资产存量利用率不足50％，资产大量闲置，浪费严重。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处理这些“僵尸”固定资产束手无策，甚至坐以待毙。加之现在中国部分行业总体产能过剩，若仍一味强调扩大投资规模来维持增速，由于边际效应递减，作用必然有限。显而易见，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可能要转移至盘活固定资产存量上来。盘活的任务相当繁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盘活的方向必须明确。因为盘活固定资产存量的质量、水平及数量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制定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所以今后在强调投资增量的同时，不应忽视盘活存量。
王衍行认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增长、促创新、增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自有资金，加之中国全社会的资金已经十分富足，所谓的“融资难、融资贵”已经被“资产荒”所替代，并且这种“资产荒”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民间投资尚需解决三大问题
王衍行认为，随着投资环境的变化，民间投资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由于新机遇是通过革故鼎新而来的，其内涵与外延必然会被重新界定，但万变不离其宗，民间投资的核心仍在于对风险的计量与把控。
王衍行提到，过去几年民间投资有成功的经验，更有失败的教训。民间投资有着独特的独立承担风险及损失的属性，所以，有的民间投资在房地产、制造业、煤炭等领域，由于投资失败，遭受切肤之痛，甚至惨不忍睹。特别是，不规范的民间投资，风险更大，更有投资者在高利润诱惑下，盲目投资，出现了一些影响范围较广的风险。吃一堑，长一智。
目前，一些民企无论在资金实力、核心技术、国际化进程还是人才团队、文化建设上，均有了长足进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在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上，一些民企已经开始发挥了标杆性引领作用，展示了民企投资的理性与成熟，这些内因是民企投资发展的基础。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可以助力提高民间投资的质量与水平。但王衍行强调，内因才是根本，目前的民间投资尚需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国企要“去保护”。也就是说，要打破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国企债务的隐性背书。地方政府、国企凭借内生机制主动承担债务风险，有利于用市场化手段化解风险，约束低效投资，发现投资价值，让民企与其共同享有平等的发展空间。例如，目前，在融资的准入条件及利率上，地方政府、国企具有天然的绝对优势，仅贷款利率这一项，民企平均水平要比地方政府、国企高一倍以上。
二是民企借贷要“去失信”。要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保护依法合规民企的正当权益，扭转诚信企业吃亏、失信企业受益的“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风气，要把逃废债务的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实际上，对失信民企的惩罚就是对诚信民企的最大保护。
三是政府管理要“去低效”。要高度关心民企投资问题，着力解决事关民企投资利益的突出问题；要真心诚意为民企办实事，竭尽全力为民企解难事；要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针对民企强烈的呼声和愿望，要有的放矢地找准切入点，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确保见到实效。主要包括：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降低民间投资准入成本；加强和改善政府管理服务，解决不作为、乱作为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消除投资上的所有制壁垒、限制或歧视。
支持民间投资要拓宽投资领域，不能只做“羞答答的玫瑰”
王衍行指出，目前中国许多已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如银行、保险、电信等行业，对国内民间资本的介入仍有严格的限制，相对于国有投资、政府投资来说，民间投资可选择的领域仍然较窄。支持民间投资，不能只做“羞答答的玫瑰”，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决。
第一，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的政策限制，破除金融、电力、市政公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对民间投资的不合理限制，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第二，要提高信息服务水平，确保投资信息披露的深度、广度、质量和水平，使投资的收益和风险的计量更具确定性。
第三，要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维护政策的连贯性和确定性。目前，个别地区在吸引投资上非常积极主动，但是一旦资金投进来，情况就急转直下，不讲诚信问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例如，一些地区的民间企业家反映，招商引资时企业被奉为座上宾，但在项目投产后，地方政府承诺的条件不兑现的情况比较普遍，而且“新官不理旧账”的问题较为突出，企业将之形象地描述为：“先勾我们进来，圈块地给我们，然后就放任自流、不管不问了。”所谓“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现象十分严重。
第四，要加大对民间投资的金融支持，降低诚信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失信企业的违约成本。
第五，要加快国企中“僵尸企业”的市场化退出力度，减少政府财政兜底，避免举棋不定、拖泥带水，通过盘活存量发现价值。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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