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王水雄：缓解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冲击
延迟退休与抢椅子游戏在逻辑上有类似之处，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于参加游戏的“一群人”，可供就业的岗位则对应于“椅子”。一人一座，最后总会有人抢不到椅子，其数量恰是人多于椅子的数量。但实际情况是，如果维持现行退休政策，总体而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呈萎缩趋势。
先慢后快 分段加速
为应对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的问题，我国准备通过延迟退休政策将劳动人口年龄“渐进式”地往后推。在此，我们假设目标为男性16—65岁、女性16—60岁。如果2016年底全面实施这一政策（在2016年底按原标准退休，随后即采用新政策），意味着未来5年里，11—15岁的人口数量将成为劳动年龄人口数的净增量（忽略其他因素，比如人口死亡对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影响）。该数量根据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计算，约为7088万。
如果根据人社部所提的“小步慢走，逐步到位；区分对待，分步实施”的原则推行延迟退休，比如说每1年增加退休年龄3个月，则4年后男性退休年龄才到61岁，女性才到56岁。这意味着延迟退休推行到第5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量是上述7088万减去现年为57—60岁（1956—1959年出生）的男性人口数以及现年为52—55岁（1961—1964年出生）的女性人口数。笔者利用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粗略地计算下来，劳动年龄人口数的“净增量”是负值，绝对值约为238.5万。
“净增量”为负值意味着，人少而“椅子”多。就是说，只要可供就业的岗位比照今天没有萎缩，只要“小步慢走，逐步到位；区分对待，分步实施”的原则能够获得贯彻，从数量上看，延迟退休方案本身对就业构成的冲击不会太大。而且，鉴于1956—1976年间除了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之外，我国总体处于生育高峰，在第一个4年过去之后，即待退休年龄达到男61岁、女56岁后，便可以考虑加快延迟退休的速度，比如说每1年增加退休年龄4个月；待退休年龄达到男62岁、女57岁之后，还可考虑进一步加快延迟退休的速度，比如说每1年增加退休年龄6个月，如此等等。
当然，上述说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即预期未来“可供就业的岗位比照今天没有萎缩”，而且我们还预设了新一代劳动人口一到16岁即步入就业岗位。但，事实是：一方面，在当前经济下行已成为明显趋势的背景下，将来“可供就业的岗位”应该是会有所萎缩的；另一方面，不少劳动人口是在22岁左右本科毕业或24—25岁硕士毕业时才步入工作岗位（这意味着最新的一大批步入工作岗位的劳动人口出生于1994年左右及1991—1992年），由于这部分人口的总体基数相对现年为15岁的人口基数要大，延迟退休如果在近两年便迅速执行，其在未来两三年形成的就业压力仍不容小觑。
重在平权 克服歧视
除了对新生代劳动人口就业压力的担心之外，对延迟退休方案可能影响的另一个担忧是，老一代人会挤占年轻人的晋升空间，造成不公。这个问题可能主要存在于国家机关、国企和有一定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之中，对此，国家需要进行制度规定，限制实权岗位的最高任职年龄。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应要求领导干部年轻化，以给予年轻人在任职岗位上晋升的更多机会。
而对于一般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情况会反转——高年龄组的劳动者更容易不受重视，这就需要特别注意在社会中倡导避免就业的年龄歧视。就此而言，一方面，延迟退休步骤推行的先慢后快是有必要的，目前我国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其学习知识技能的青少年时期多在1966—1976年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不少人的人力资本和知识结构容易受限，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在民营企业的招聘过程中，规定不准对年龄作刚性要求；在操作上可以考虑将年龄信息作为一种隐私权赋予相关的求职者，或者赋权求职者可以就用人单位的年龄歧视展开维权行动。
尊重市场 关注实情
就业问题涉及经济规律，在延迟退休政策推行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产业结构调整对不同劳动力人口的影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性改革和调整的过程中，鼓励第三产业发展、民间组织建设，也许有助于高年龄组劳动者的就业维持和就业空间的扩张。
缓解延迟退休对就业压力的冲击，还需要关注和营造更为便捷的劳动力配置机制，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也需要注意政府行为所提供的信号对劳动力匹配以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谈判地位的影响。过于剧烈地改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市场中形成的相对地位，可能会导致制度或方案本身无法有效地获得贯彻和落实。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劳动行业多种多样、企业情况千差万别、个人人力资本各不相同，因此一些经济安排理应在进行总量调整的同时，让企业、家庭和个人的决策变得更具自由度，更充分贯彻他们的自主意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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