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王文：破解“增长陷阱”须改革国际秩序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增长，成功地从“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在习惯了高速增长、近两年却面临增速下行压力时，中国人对将来能否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担忧与焦虑开始增多。
这种焦虑感一方面来源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低概率的历史经验（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余的88个国家和地区要么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要么下降为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也源于目前中国可持续性崛起受到了来自创新与增长双重乏力的国内外压力，尤其是国际秩序的重建与动荡期对中国增长带来的不确定性挑战。
当前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美国的焦虑主要在于如何应对崛起大国与其他群体性力量的挑战，而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国中国的焦虑，就在于如何维护中高速的增长，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正因为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根本要靠发展，而发展必须有合理的增长速度。
作为人口占全球近20%、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总量15.5%的巨型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以及人均GDP的上升过程，不只会正向地改变全球经济结构和标准制定，也会反向地受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制约。所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需要放在全球视野来看，才可见其全貌。
以平常心看待“陷阱”
2016年，全球人口总数超过73亿，其中27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拥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除去这27个国家，其余经济体的平均人口数只有850万，相当于中国许多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人口相对较少的经济体，尤其是后发的、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受到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抑制、冲击会相对较大，甚至很难做到经济自主，有时国家存续都存在问题。
可以说，在全球经济体竞争激烈的常态下，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从这个角度看，国内舆论不必被跨过陷阱的小概率历史经验所吓着。
另一方面，即使越过中等收入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阶段，并不代表国家发展就能高枕无忧了。这些年，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都陷入了低增长的困境，国内风险频发，有的欧洲高收入国家还因财政困局而陷入国家破产的境地，面临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风险。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远存在的，那就是一个国家如何构建国内外有利于可持续增长的环境，让发展成为一种永续的状况。
更重要的是，国内外不少研究已证明，在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类不同的经济体，都有可能陷入增速低迷状态，即所谓“增长陷阱”。相比之下，在三类经济体的“增长陷阱”之中，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困境反而是最小。通过这种比较，国内舆论就能以平常心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当然，平常心看待增长陷阱，不意味着要掉以轻心。毕竟，对于这个高难度的任务，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从长计议，转换发展动力，才能经受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的考验。
增长放缓是全球难题
在经济开放、价值链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每个经济体的增长都与全球经济不可分割。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跨国基础设施网络、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全球化元素，都与每个经济体的增长息息相关，却又有其自身运行方式，不能仅从主权国家的世界观去分析。每个经济体的增长陷阱问题，都需要看到其中的全球化元素。
在当今世界，波及每个经济体的全球性“增长陷阱”正在变得日益严峻，这就是金融危机深层化发展带来的复苏乏力，并且在2016年进入了更严峻的新阶段。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增长陷阱”的性质堪称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造成每一个经济体增长放缓的原因，最多的是来自“输入型”经济风险，比如国际金融危机、战乱、强国金融制裁、他国经济不稳定等国际因素，而非仅仅是在内部原因。
当下的“新增长陷阱”起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占全球货币发行量九成的西方经济体无节制的“印钞救市”行为，带来国际资产价格泡沫以及全球实体经济通缩，经过深层化发展，能够在2016年看到的显著后果，就是全球“负利率”、西方“零增长”以及金融市场波动、汇率市场震荡、大宗商品低迷等全球经济系统性问题。2015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当年的全球增速预期为3.1%。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已被调低至2.9%。
2014年11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G20国家提出了增长目标，即到2018年前使G20整体GDP额外增长2%以上。测算可知，要完成这一目标，需要让全球经济在2015-2018年平均增速达到3.2%以上。按照目前全球经济情况，这一目标恐怕面临落空。
毫无疑问，无论什么类型的经济体，未来的增长面临“新增长陷阱”的病灶其实在全球全身，各个经济体均面临着克服增长陷阱的全球难题。
一是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难题。当前，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年龄中位数约为43岁，中国约为36岁。这就意味着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口老龄化，由此带来长期增长动力不足、社保与医保负担过高、财政赤字加大等普遍难题。
二是全球财富分配“新鸿沟”难题。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专著《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投资的长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于劳动报酬的长期年均增长率，存量社会财富的差距日益扩大，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新增长陷阱”条件下，这一现象愈演愈烈成为“新鸿沟”，由此带来消费动力不足问题。
三是全球技术创新“中梗阻”难题。由于当前全球经济秩序中生产活动大多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而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创新获利权却被发达经济体垄断，进而形成知识产权的暴利。垄断性技术扼制了新技术的创新，由此导致通过创新带动全球经济增长之路的“中梗阻”现象。
四是全球强势货币“风暴潮”难题。相比于2008年的“金融海啸”，当前全球经济中存在的天量热钱“全球漫游”现象，潜在危害更加巨大。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一个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中等规模经济体，都会在一夜之间失去几乎一代人的发展成果，当今的游资若是形成“风暴潮”，后果难以想象。
五是地缘政治风险“互反馈”难题。叙利亚危机、难民潮与恐怖主义，都是当今世界面临地缘政治风险日益上升的表征。而这些地缘政治风险之间存在着互动，“互反馈”迅速放大，进而危害到各个经济体旅游、生产以及各类消费，形成新的增长瓶颈，成为每个经济体都不得不大力应对的挑战。
面对五大难题，全球经济只有找到合作应对的新框架，才能共同跨越“增长陷阱”。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两个一百年”是中国发展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即在“十三五”末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我国的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根据这一目标，“十三五”期间，中国的GDP和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速应保持在6.5%以上。假如上述目标顺利完成，并且在“十四五”期间即2021-2025年间，GDP和人均国民收入能够保持在6.0%以上，则可以肯定中国将在2023年前后越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退一步说，万一经济增长受全球影响而长期乏力，在未来15年保持在5%左右的增长，中国也能在2030年前后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解除对“中等收入陷阱”过于焦虑的情绪，以及避免“高收入无陷阱”认知误区，我们就能够认识到，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并非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是能否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从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同样地，对于当今的高收入经济体来说，它们面临的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局面。长期这样下去，一些高收入经济体将来有可能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绝非危言耸听。
无论对于中国，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其他经济体来说，共同应对“增长陷阱”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务。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G20峰会的2016年主席国，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全球经济找到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2015年11月的G20安塔利亚峰会上，G20领导人达成了堪称中国“十三五规划”国际版的共识。这些共识，不仅在全球发展理念上（如绿色、开放、包容等）与中国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实施措施上也与中国所提倡的方法相当吻合（如要有长期规划、讲求创新等）。
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将是让全球经济合作走出“增长陷阱”的一次良机。一些来自中国“十三五”规划，并能够与国际经济相对接的举措，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不同以往的活力。
一是加强国际协调与沟通。中国正在通过参与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机制，展示“合作共赢”所能带来的增长潜能。中国建立了联通全球的自贸区网络，还建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创造出各国合作发展的新空间。通过中国打造一带一路的“样板间”，世界经济也应该看到新希望。
二是构建全球创新体系。让创新要素在全球配置，鼓励在新技术推广中创新商业模式，促进新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形成。这些创新行为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新的动力。
三是塑造开放型经济。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了国力提升以后分享国际公共产品，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并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产能合作，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四是强调规划的落实性。再好的计划，也要靠执行。计划的执行力，应该成为G20治理模式的根本方法论。中国在气候变化、经济增长、减贫、社会稳定等发展议题上为全世界各大经济体起到了表率与榜样作用。
当今世界，无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什么、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身处同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展的道路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跨越“增长陷阱”，都需要考虑全球因素。
而在全球经济陷入“新增长陷阱”的大环境下，只有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在新的框架下找到合作实现增长的“最大公约数”，才能找到可持续增长之路。而增加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不但是保证中国增长的“战略机遇期”延续性的必需手段，也是保证全球经济火车头持续拉动力的必然途径。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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