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基石e洞察]吴晓求：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如此功利而信仰失守？
各位教授，各位朋友：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进行与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有关的交流。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有特殊的关系，都冠有“中国人民”字样，可见责任重大。
一般来说，在外面做报告，我讲的都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公安大学的领导要我讲讲新时期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专业是研究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通俗地说就是融资、投资和财富管理。有时也研究一些宏观经济问题。
除了专业研究外，我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负责学校的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建设，关系到一所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我做这项工作已经有13年之久。通过长期的积累，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有一些思考。
大学教育最重要是培养一种品格和信仰
大学应该是思想的发源地，必须要有理性的光芒
首先，我认为，我们的大学，应该是一个产生思想的地方，是思想的来源。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我们国家现在的GDP是10万亿美元多一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即使人民币有一些贬值，到2025年，中国的GDP规模一定会跃升为全球第一位。也有一些人对此会提出批评，认为不能只谈总规模，不谈人均。但是总规模依然很重要，它有一种集合效应。
在明朝和清初的时候，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当时中国的GDP规模比现在美国GDP的规模在全球的占比都要大。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衰落了。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是中国人一百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按照“十三五”规划，如果GDP的增速比2010年翻一倍的话，2024年大概在84万亿人民币，按照现行汇率计价，也就是13万亿至14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个规模约占到今天美国GDP总量的80%到90%。十三五之后再过五年，也就是到了2025年，按照6%到6.5%的增长速度来计算，总规模应该可以超过美国。
当然，大国不能仅仅表现为财富的规模和增长，财富规模只是其中一个标志。之所以称之为大国，一定是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更胜一筹，是人才竞争力上的大国，而且更是人才培养理念上的大国。这个理念要引领全球的发展，大国要有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思想光芒。
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理论，很多人都有解读。在我看来，大国的崛起，必须包括理论的引领和思想的光芒，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如果在全球治理中不能发挥作用，还何谈大国崛起？
中国要实现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引领，人才是根本。中国的大学理应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做出深度思考。
事实上，在当下这个时代，中国的大学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物质上已经具备了相当好的条件。而在十年前，在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这样一所著名的大学，中国一流的教授们都还没有自己的工作室。1993年，我被破格提升为教授，是相对早的一批教授。因为没有办公室，我找学生谈话都只能在校园的小路上、灯光下。今天，国家层面的关心、大学财力的丰富、教师待遇的改善在当年近乎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中国大学的硬条件是相当好的。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中国社会非常功利、非常世俗、非常短视、非常急于求成，这种环境正在严重污染中国的大学。大学教育是不能马上见效的，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从基础做起，从人才的素养、品格、知识结构，甚至是情怀、理想这些方面去培养。但是，我认为，中国大学的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偏离了这些目标，表现得过于功利化，培养出来一批极致的利己主义者和拜金主义者。我们要靠这些一切以自身利益为目的的人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去实现中国的大国崛起梦想，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认为，大学教育首先培养的是一种品格和信仰。品格和信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发自内心的坚定信念，一种对未来的希望。有了这个信仰，才能让我们热爱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才能让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知识工作者、社会的中坚力量，发出基于使命感的理性光芒。
我在人民大学研究生教育中，我试图这样做的，也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个过程的艰难。比如在引进人才时，有些人看来非常不错，但他曾经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跳了两次槽，这样的人能不能要？当然不能要。无论他的水平有多高，况且水平也未必有那么高。如果一个人在五年之内跳了两次槽，那么显而易见，他一定是谁开出的条件好就追逐到哪里去。整体而言，我们在大学教学、工作，基本的物质条件是有保障的。作为大学的教师、教授，我们需要体面的生活，这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当你已经有了体面的生活，并且在收入水平不菲的情况下，还在频繁地跳槽，这就令人难以理解。有的人觉得品格、信仰并不重要，那是因为你只把它当作一种口号，当它只是一个外在的装饰，它当然很不重要。但是当理想和信仰成为内心的一种制约的力量的时候，它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所以，大学教育应该给学生的内心以一种坚定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信仰，来自于对未来的追求，这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对人的信念的培养，比知识的传播更为重要。
传播知识是教师的基本职责，但教师决不能忽略对学生信念的培养。我199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了中国资本市场论坛，迄今已经办了20年。在筹办论坛20周年以及第20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的时候，有两位我的博士生协助我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我们论坛的参会嘉宾有五百多人，有来自金融学界、经济学界的二十多位著名专家、学者，需要起草、送达邀请函，还有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非常具体。当我把这些工作交给他们来做的时候，有一位博士生就不太乐意，她认为自己的学术水平较高，怎么能做这类基础性的、事务性的工作呢？我跟她说，你应当从这些最基础的事情做起，过一段时间你会知道，你的收获会有多大。一个半月以后，她有了很多新的感悟。
通过做这些最基础的工作，她要跟二十多位国内一流的金融专家沟通、联系，从中得到的体会和收获，远远要超出课本所教给他的知识。研究生教育也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教育，还要让他亲身体验、体会其中的奥妙，要让他体会到，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脚踏实地，包括做理论研究。
我从研究生学习到评上教授大约经历了10年时间。这期间，我潜心修学、心无旁骛、非常刻苦。即使到了今天，也还是不敢懈怠。现在，我要求我的学生也必须这样做。而现在有一些人，论文没写几篇就到处发表言论、见解，不研究，炮制出几篇哗众取宠的评论博出位、想出名，这都是功利化思想的表现，也是现在社会环境功利、短视的结果，给大学生的成长带来了很坏的影响。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需要呼唤一种坚定的信仰。一所一流的大学，一定是能排除社会上那种短视的、鼓噪的声音，用坚定的信仰，去培养我们的大学生，这才是一所优秀的大学应该做的事。
大学任何时候都需要高尚的人文情怀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在大学里面，最重要的是包容精神，包容是大学的核心。包容首先是对文化的包容、思想的包容。要想成为一所优秀的大学，一定是能够把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都传承下来的大学，一定不是按照某种教条或者标准去排斥传承与交流的。
我在人民大学负责研究生院的工作，一直在思考，怎么培养人才，怎么形成一种包容的文化。我从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算起已有三十多年，我知道它的优点，也深知它的缺点。它的优点是接地气，懂国情、稳健而厚重。人民大学历史上有一大批大师级的教授，给你解惑关于社会方方面面的种种问题，他们既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又有着文人学者的高尚情怀。公安大学与人民大学法学院有密切联系，比如人大法学院的高铭暄教授、佟柔教授等等。人民大学的大教授都具备共同的特点，他们不会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这是人大教育的优点。但是人民大学研究生教育也有严重的缺陷，比如，国际视野不够，国际交流能力较弱。如何理解或比较不同的理论，使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理论更加丰满而不失偏颇，也是我们所要思考的。人文情怀决定理论的生命力，决定理论的深度。
大学承担着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责任
人类知识的传承，包括古今中外最优秀的文化，大学都应传承下来，这才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的多样性，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也是人们热爱生命的源泉。大学应该担当起这样的一种责任。我们不能因为一篇文章或一两句话而对一个人做出判断或评价，在大学里，要允许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恰恰是一所大学繁荣的标志。如果一所大学只有一种声音，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至少我不会认为这是一所一流的大学。我们只要把握一个标准——不要违法，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底线。
传承人类优秀文化，首先必须了解这些优秀文化的形成历史。2006年，当时人大有101个博士点，400多名博士生导师。我请所有的博导，都要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内，寻找到古今中外的最有价值的学术文献，建立该学科的主文献库，供年青老师学习和博士生们学习。我认为，这个寻找过程，是溯清一个学科理论脉络的基础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让我们的研究生、博士生们，知道这个学科发生了什么变化，有哪些人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在强调古今中外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对自己的论文选取做了数量上的限制。如果本学科的论文文献有100篇，但某个教授占了10篇，那我们会认定这个文献是有问题。我们规定，再著名的教授，自己的论文收录最好不能超过3篇。我们的黄达校长，今年92岁，是新中国金融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在经济学界、金融学界，有无可争辩的威望。他在1990年到1994年担任人大校长期间。金融学科主文献仅收录他的论文2篇。这就是我们人大的包容精神。
对自己教授进入主文献的论文数量限制，是让学科点教授们投票确定的。哪篇能上，哪篇不能上，由学科点的老师们来确定。基于学科的不同特点，主文献的中外论文比例是不同的。比如金融学科就很国际化。因为是国际化学科，所以我们收录的文献，国际论文的数量不低于70%。如果国际化程度高的学科，没有足够多的国际上重要学术贡献，那就是坐在自己的房子里当皇帝。缺乏包容精神的理论研究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在推行主文献这个政策初期，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每个教授都觉得自己水平高，非常看重我们这次收录文献的价值。有的学院推不动，认为要什么主文献，我们自己的论文就是最好的，甚至认为学生只要自己的论著就可以了。我自己亲自去做工作。我也承认，我们一些教授的水平的确很高，那毕竟是豹之一斑呀。我要的是豹之全身。有的人还是不愿意，当时，人大实行责任教授制，由某个教授负责某一个学科，那如果他还是不同意，我只能另请高明。在制度框架下，我先尊重你，先请你来干，如果你确实不干，那么我请其他的教授来。后来，我们每一个博士生学科最终选出了不超过100篇学术论文，20本学术专著的主文献。经过3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个浩大的工程。
理论上来讲，一个成熟规范的大学是不用这样做的，但是我认为，中国大学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教育，可以说长时间处于相对的“游击队”状态，以前通常都是，拿着一张纸片就去上课了。在人大，有一些教授的口才特别好，一张纸片可以讲一个学期的课，口才与学识都是一流的。你看我到公安大学来交流，还写了几张纸的提纲，有些教授一张纸片可以讲一个学期，你说他的学问大不大？学问当然大，但是这不符合规范化的研究生教育。你没有告诉学生这个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理论渊源。你的观点、你的数据究竟来源于哪里？你的前人研究的关系是什么？你应当要告诉学生。然后学生才会知道观点与数据的出处，理论由何处传承而来。如果不去交待，就会导致学生在写论文的时候，从头至尾都只能是“我的”论点，从学术研究规范的角度看，我不赞同这种做法，这缺乏对历史文献最起码的尊重，在学风上也是不规范的。对学生的危害很大，对学校的影响也是负面的。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博士生论文注释非常少，通篇都是“认为”，这种论文是不能过关的，你怎么能没有文献来源呢？你的观点从哪里来？数据引用自何处？又是怎样改编的，都是必须交待清楚的。
通过这样一次对古今中外学术经典文献的整理，人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设了主文献阅读课，既了解理论渊源，更树立良好规范的学术作风。面对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我们每个人，只是理论发展长河中的一小分子，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只要有这个心态，才能做一个好教授。所以传承知识固然重要，但这个定义又很宽泛，绝对不是指简单的知识传承，而是要把学风传下去，要尊重前人的学风、尊重历史。
一流的大学必须具备创造性精神
一流的大学，一定要有思想的引领，是需要有创造性精神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经济学领域，也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有些人认为，中国没有经济学，没有经济学家。这是因为他们不懂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学有自身的优势，既不完全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基本上是计量化、数理化的经济学，这种方式当然有它自身的科学性。中国过去的经济学研究多半凭借的是感觉与逻辑。在中国的经济学里，逻辑很重要，就像中华文化的宝库中的中医学，还融入了很多哲学的思维，中国的经济学也融入了很多哲学思想，非常的精深，需要充分地理解，这是我们的优势。
同时，中国的经济学有自身的缺点，比如不精确。经济学是需要精确化的，需要大量的数据推导和证明，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经济学面临方法论的变革。但是，是不是因为有这个缺点，我们就走向另外的频道？完全照搬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去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肯定也是不行的。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准确性的概念，另一方面的确根据中国面临的问题，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及中国文化的特征，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社会的经济改革方案和发展思路，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把这两种思维做出了相对比较好的结合。
有些人完全否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学成就，甚至说中国没有经济学家，我不能同意。我不知道他说的经济学家的标准是什么。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难题都解决了或者说解决得相对较好，这是一个综合因素在起作用，但不可否认，经济学、经济学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做出了符合国情的经济学创新和突破。
事实上，在任何时代，任何学科，任何领域，除了传承，都需要创新。思想之源并不是完全现成的，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东西，我们还要正确处理、吸收人类文化的精华，然后再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结合，需要在大学的理论创新与研究中进行很好的拿捏与平衡。
大学永远离不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研究的主体。这个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包括工程技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当然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现在有人把大学的功能做了进一步延伸，比如大学需要咨政社会。从原则上说，这种延伸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个度，有一个主次功能问题。大学最根本的功能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千万不能把社会服务和咨政作为主体功能。大学就是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承，要让学生在安静的校园里，培养出一种素养，培养他坚定的信念以及走向社会必备的知识和能力，为了更好地传承知识、科学研究是基础，是必须重视的。这才是大学最重要的功能，与之相比，其它都是次要的。
当然，大学不能脱离社会，但是有些大学过于注重咨政社会，变得很功利，精力都用在外面了。学术的根不深，就成不了大器。一个咨询报告的生命力只有两三个月，与一篇有理论内涵的学术论文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在科学研究和咨政社会之间，我始终认为前者更为重要。当然，我也认同中国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智库，在我们国家碰到各种复杂问题的时候提供建议，这当然重要。但是，现在不少大学热衷于办智库、热衷于上折子、提建议，忽略了大学的根本，我对此很优虑。一些特别有见解、对中国国情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提出一些重要的建议是应该的，也是他的责任。但是，刻意成立智库不可取，投其所好不可取。我本人也参加过一些很重要的座谈会，我也会提建议，但这些建议来自于我的基础研究以及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我不会刻意地、察言观色地提建议，更不会为提建议而偏离基础研究的轨道，那样的话会把底子掏空，最终一事无成、误国误民。没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没有对国情的深入了解，所谓的“智”都是短期的易耗品。所以，服务于社会一定是在完成前面两个功能的前提下进行的。
这一点，我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应该会做得更好，因为公安大学是一所高度专业化的大学。这就要回到大学要考虑的核心命题是什么，什么对大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归根结底，新时期大学的责任，永远离不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办好大学的最重要的因素，都是围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展开的。大学的最终目标，是要帮助学生，实现精神信仰的确立、秉承包容和创新精神，成长为有理想、有情怀、有信仰、有能力的人。
中国大学“为名而战”的背后是教育失守、失节
越是顶尖的大学越应重视本科教育
对于一般性大学来讲，其基础是本科教育，而对于人大、北大、清华这类大学来讲，研究生教育应该是它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但是也都面临着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也属于国民教育体系，其特别之处是纪律更加严明、要求更高。相对来说，一所著名的大学，在相当程度上是指它的本科的社会影响力。比如高校在各地搞招生宣传，从来都是指本科招生，较少见有研究生、博士生招生到处打广告的。一个家庭出了一个本科生，亲戚朋友都要前来道贺，尤其是考上了名校的，更是锣鼓欢天。本科教育显然是社会关注度最高的，也是最不能忽视的。
我有本位和爱校情结。看到有人为孩子考上了北大、清华敲锣打鼓，我就有点不服气。我们人民大学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我们有9个一级学科全国第一。任何一所学校都无法包打天下，公安大学有许多二级学科，北大、清华、人大就比不了，在这一点上，公安大学可以说是中国一流大学。所以，正确理解什么是一流大学，千万别认为，一流大学必须是综合性大学。这既是一种误读，也是一种政策上的误导。“大而全”由此而生。
刚才我为什么说我不服气呢？从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到1989年之前，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招生，持续多年的分都是总分全国第一的，高于全国所有的大学，全国最优秀的学子都到人民大学来了。我当年考研究生直奔人民大学而来，因为人民大学当时是最好的。到了90年代，人民大学本科招生分数排名变成第二名了，进入新世纪，又退到了第三名。其实第三名也很好。所以千万不能忽略本科教育，它是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的基础。
中国大学“为名而战”背后的贪大求全、不求特色
在把本科教育做扎实的基础上，想做一流的大学，想成为名校，研究生教育肯定是最重要的标志。应该说，未来的领袖人才，或者说科技创新的领袖人才，绝大多数都出自经过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当然本科教育也会成就领袖人才，但是相对比例较小，特别是科学研究领域和理论创新。经过研究生和博士生阶段的学习，才会更接近于未来科学研究领军人才的要求。这里面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等。
显然，一所著名的大学不能不重视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有一个定位问题，要根据各自学校的定位，确定目标。确定目标之后才能确定教学方案、整体思路、课程设计。目标是引领一切的，目标不清楚、或者目标非常低，课程的设计水准也会很低，因为在你设定目标的时候就限定了。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俨然成为研究生教育的大国。首先，体现在规模上，规模是最庞大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人口规模是最大的，所以没有必要去在意我们的研究生规模，不能在规模上做文章，主要要看质量、看结构、看效率。就目前而言，我们的研究生招生规模特别是博士生规模太大，质量上，至少没有与我们的规模发展同等比例的提升，客观地说，质量堪忧。这与研究生教育的核心理念有关系。
为什么要培养这么多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我们中国办大学有好的一面，给资源、给投入，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缺乏基于实际情况的机制，追名求利，贪大求全。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大批在专业上非常响亮的大学，那时候叫学院，后来统一变成大学。比如原来上海有一个专业性的纺织学院，后来叫大学了。叫纺织学院多好啊！但是改名了以后，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以为它是一所社区大学。我记得，无锡有一个轻工学院，也是我认为非常好的专业性很强的学校，里面有很多专业无人超越，后来也变成了大学，一变成大学，就没有特色了，人们就想不起你了。那么好的专科学校，原来都很有特色，有自己鲜明的风格，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培养方向的针对性，现在没了，全都变成了特色荡然无存的“深山”大学，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教训。
还有的学校，拼命去争博士、硕士学位的授予权。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任务，要批准大量的学院变更为大学，我感到非常迷惑，这就是问题所在。贪大求全、不求特色，这绝不是办大学的思路。加州理工学院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大学，学校规模很小，全校在校学生总数仅2000人左右，但是人家仍然叫学院。谁能考进去，都是无上光荣的。在他的毕业生里，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30多位。而我们呢？什么都要变成最大的，追求规模，先追求本科规模，要招多少万人，后追求研究生规模，再追求博士点的数量和规模。通常把这些作为校长的政绩。可是大了以后呢？特色失去了，水平下降了，人才培养一塌糊涂。
我有个同事到某地大学做校长，他说他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博士点攻下来，我说你那里不能办博士点，你没有最基本的学术积沉和基础。没有这样的条件，不要以为你攻下了博士点就有成就了，在没有基础的条件下办博士点是把学校害了，把学生害了。
还有比如平均主义，我也很疑惑。国家要支持西部发展，要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这是国家的责任，我们必须在财务、税收、金融等领域向他们倾斜，支持他们尽快脱贫。但是你给他们多少个博士点，我就有疑问。本来学科点是根据学校的师资力量来评价的，一个地区有多少个教授，根据这个力量，可以招多少名博士，能不能达到一定的质量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是要经过评估的。博士点多少与经济、社会发展平衡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让这个地区大学有了多少博士点就能脱贫。因为它没有那个条件。先要让这个地区的人富起来，脱贫了，人们才能做更多的事。
也就是说，我们要办出高质量的大学，有些观念需要重新梳理，研究生教育更是如此。
大学改革是要将最好的资源做出最优的配置
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我对此作了长时间思考。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育有一些良好的传统，但整体而言，随着国家战略目标的定位，我们人大的研究生教育需要彻底而系统地改革。它从外面看很光鲜，但是结构上有大问题。我们人民大学的学科数量与北大、清华比并不多，只有21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北大、清华都有50-70个。从博士点的一级学科授权来看，我们的学科领域比较窄，但是，人民大学博士点一级学科的第一名，在全国占比是第一位的，全国最高，数量第三位的。有九个博士点一级学科全国第一，包括法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社会学、国际政治、新闻传播、统计学等，在全国是第一位。但我们不能长期沉浸在这样一个成就之中，沾沾自喜，不能每天盯着有多少第一名，要看到问题所在。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人才培养不太规范，对文献的阅读量不够；不够国际化，国际交流能力不强。这是人大研究生教育两个最大的问题，当你发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着力推进变革。
变革并不意味着丢掉原来的传统和优势，不意味着不再接地气了，更不意味着不要了解中国国情了，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当然要传承。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大毕业生最多？因为他们太接地气了，太了解中国社会了，他长期接受了这个训练，所以公务员考试人大学生就业率最高。他们一进入国家机关，不用调教，一说就会。但是这样还不够。这样一个水准，只能做一个优秀的秘书。我们人大毕业的学生都非常稳健、实事求是，从秘书做起的有很多。他们都很优秀。但新时期要有新标准，离我们培养未来领军人才这个要求还有差距。在中国，既要接地气，又要有国际视野，有很深厚的理论素养，才可以成为领军人才，才能成为人文社科的未来领袖。
出于这个考虑，人民大学后来有了博士生主文献的制度，每个博士点有一个主文献集，我们 有101个博士点，大概有100卷，160册，其中有的是一卷分两册、三册，每卷差不多100万字，共计大概有一亿六千万字。这是我们2007年时四百多个教授苦干三年出来的成绩。人大的教授有一个可爱之处：扎实不偷懒、勤奋务实、不好高骛远，这是人大的传统。
人大还有很好的协作精神，比如2011年我们在教育部组织的学科评估活动中，就体现了这一点。我当时是学科评估的具体协调人，在各学科，各学院之间起协调作用。这种评估的组织确实很不容易的，但是为了学校的共同利益，各学院最终该让步的都会做出让步。所以，评估取得了很好成绩。当然，我并不十分赞赏学科评估这个工作。这个案例评估我们学校的竞争力也需要不断地去思考，把优势资源做出最好的搭配。我是研究资本市场的，我知道，重组才能出效率。重组不是作假，不是无中生有，重组是把既有的资源进行优化的过程，也得经得起检查。
年轻人极具创新能力的时期不能一直封闭在校园里
我们所奠定的这些基础，都是为了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能够进行国际交流的领军人才。中国是个大国，是需要与国际交流和沟通的，我们必须要让研究生或者未来的人才具备很好的国际交流能力，但是我们普遍欠缺让国际间快速认知的语言的能力。假如我们的科研成果，我们各领域的成果能够翻译出来，变成国际通行的语言，也许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会大大提升。所以，提升国际性是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重点。
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让全世界都学习中文的时候，也许50年、100年以后可以实现，但现在必须重视人才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所以，要把国际交流能力放在研究生教育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知道，中国从小学到研究生都在上英语课，浪费的资源太大，社会一片反对声。中国有很多高校的英语老师到英语国家居然没法交流，简单的会话甚至都有障碍，更别说大场合的翻译工作了，这是我们的英语教育出了大问题的表现。我们在想，在英语课上浪费的时间这么多，还是不能培养出真正有交流能力的人才，那么能不能把他直接扔到“海”里？能不能把学生直接送到美国、英国去？我们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四年制的博士生教育，至少要送出去交流一段时间，学校出专门的费用，为他支付基本的生活费，回来以后，要求用英文为我们上一堂课。在这方面，我们要投入。所以现在我们人大每年要派300人左右出国留学，联合培养也好、拿学位也好、短期访问也好，反正都要出去，这是我们人大研究生教育的做法。
我们的博士生延长到了四年，原来是三年。过去我们觉得人文社科类的人才培养快，不像理学、工程学科需要反复做实验。经过反复征求意见，我们延长到四年，其中硬性规定他在四年中必须出去半年以上，这是培养人才的必备环境，不出去就不能参加答辩，就是要提高国际交流能力。半年时间，可能仍然达不到国际发文的能力，但是至少可以交流。所以人民大学就向这方面加大投入，包括资金的支持，对研究生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鼓励学生到国外开会，如果到国外开会，并上台讲话，就能拿到经费。
研究生教育是重点，博士生教育是重中之重。研究生教育仅仅两年，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来讲，两年确实有些过短，有些老师反映说能不能延长到三年，但我们考虑，研三博四，延长时间会导致人才培养的时间过长。当然教授们觉得越长越好，可以打磨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大量的年轻人，在极具创新能力的时期一直被封闭在校园里，可能也有某种不足，中国还是急需一大批人才的，所以要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考虑到现实需求与未来目标的平衡，后来社会科学类研究生仍然是两年学制。这涉及到研究生教育的重点在哪里。我认为重点在博士生，好的研究生可以吸纳进博士生，叫硕博直读，这就达成了一个平衡。
概括而言，研究生教育首先要确定目标，要确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就要设定什么样的方案，以及研究生教育的重点是什么，未来的目标市场在哪里，在哪些领域占据主导的地位，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反复去思考。
大学之大，乃心灵之静，胸怀之大
不要轻易设置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学科
关于学科建设，刚才说了，我们有一种倾向就是追求大而综合，我想这不是办大学的成功之道，大学成功之道是富有特色，具有极其鲜明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办大学的最重要的思路，而不在于规模有多大。这就涉及到学科的设计。有些人追求多，我认为要追求精，还是以我所服务的学校来讲，它在学科的扩展上并不是很快，虽然我们在过去增加了物理学、化学，有些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人大会有数理化？数学当然要有，我们原来数学还不错。理化为什么会有？人大的物理、化学经过十多年的建设，目前在全国处于30位左右的水平，如果仅就科研论文和学术团队来说，物理学排名会更靠前一些，但因为招生规模小、历史短，所以声誉不够，所以就排在了30位左右。
30位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北京理工大学。北理工也是很有名的大学，也是非常不错的大学。我们学科建立才短短十几年，取得这样成绩已十分不易。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一所著名的大学建立一个学科在全国进不到前十，还是心有不甘。
所以建立一个学科，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因为它要占据资源，尤其是新建学科，要花费学校领导很长的时间和精力，矛盾大、摩擦大、争论大、协调多。原来的那些优势学科已经各自定位，各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财政金融学院，学生规模仅次于商学院，全校第二。三十多个教授没有什么是非。而有些学科水平有限，无事生非，吵来吵去，空耗精力。
有事做的地方不生非，要研究的课题太多了。所以轻易不要设置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学科，这个非常重要。
占山为王搞不出“两弹一星”
建立一个学科，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才，而人才绝不是单独的个体，不要以为把一个全国排第三第五的人挖来就可以提升学科竞争力。实践表明，一流的队伍比一流的人才重要，甚至一流半的队伍比一流的人才重要。
一流的人才是一个人，一个人单打独斗，挖过来以后他没有团队，一个人奋斗拼不过团队。团队是有梯队的，有分工的，有协作的，有共同价值观的，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团队的成功。人文社科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两弹一星也好，团队的力量始终比一个人的作用要重要。他们是精密的组织，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价值观，才能相互合作、相互帮助，这样才能出两弹一星。各自占山为王是搞不出两弹一星的，所以，我强调首先是共同理想，然后是自然的结合，一群基于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观的人在一起才能做大事，共同的理想是纽带。如果一所大学有两三个这样的团队是这个大学的幸运，这需要胸怀与合作，而不是一两个一流人才，给他多少经费就能办到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逻辑，以为钱是一切的基础，有了钱就无往而不利，但是真正做大事的不一定是要钱的。马克思写《资本论》，除了恩格斯给了他一些生活费外，并没有什么基金资助他，他为了理想而著，是兴趣使然，所以才成就了惊天巨著。
教授不干活是大学里很 “恶劣的公器”
还有一种现象，现在的大学教授，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当上教授基本上不干活了。科研论文写作基本上都让学生做，美其名曰：培养学生，然后学生写完论文他就署上他的大名，这就是大学里的公器，而且是很恶劣的公器，很恶劣的作风。
我们在人大研究生中做过问卷调查，主要是调查老师是不是承担了科研，学生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答卷上来以后我很吃惊，有30%的学生认为导师自己不做科研，并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所以要想给学生一个良好的印象，导师非常重要。我们学生的论文，署上了导师的名字，那么他当导师的时候，也要这样对待学生？一个教授自己写过多少论文，在所有论文里，独立完成的又有多少？这是一块试金石。有些导师不敢在学生的论文里单独署自己的名字，会把学生名字带上，我也不赞成。导师与学生合作我不仅不反对，而且还提倡。但导师不能剥削学生的成果，如果你真的没起到什么作用，那么千万别署名，虽然你认为你讲了一些指导性意见，但这是导师的责任，不是你署名的理由。你本来就应该指导他，这是责任。
另一方面，我们评选优秀博士论文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学生是否独立发表过论文，如果联合署名，他的论文即使写得再好，也难以被评为优秀论文。通过这种联合署名，导师会不会把优秀学生毁了？这个博士论文可能写得很好，在送审期间写了三五篇很好的论文，却都是和导师联合署名的。这使学生失去了获得优秀论文的机会，是一个学风问题。所以，我们教授要做到心中无愧，处世坦然，心灵安静，你帮助了学生，又不争他的成果，学生自然对你无比尊重，反过来，他嘴上说老师提携我，心里却在忿忿不平。
团队里需要灵魂人物，而不是争名逐利的“领导”
团队是怎么形成的？建设一流的学科没有一流的团队建不起来。一流团队里一定有一个灵魂人物。没有灵魂人物就会占山为王，是混乱的组织。在高校中，在学术界，灵魂人物是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形成的，团队也是慢慢形成的。在团队中，有的人可能年龄稍长，资历相对深，人比较开放包容，他不但会出思想，而且不唯利是图，懂得利益共享，他自然会成为灵魂人物。没有这些特点，争名逐利，赚钱我要，课题费我报销，成果署我的大名，是不可能有合作的。我们有些团队往往在利益、名誉上就出现了问题，责任在领头的。领头的觉得自己贡献最多，理应多得。你已经是领导了，无论是自然形成的学术核心，还是行政上的领导，付出一定要比得到的多，这样才会有威信，团队才会存在下去。
坦率地说，我之所以心安理得，是因为我从未在学生写的论文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我写的东西也从未让学生给我写过一个字。很惭愧，我不会用电脑，每一篇论文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在稿纸上的，最后由我的助手录入电脑。前段时间，我完成了一篇关于2015年中国股市危机的反思和全球三十年来股市危机及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的论文，这是一个大工程，三个月的时间，四万字的稿子，170页，终于写完了。一个字一个字写，经历了心灵的磨难，但很快乐，因为这是我自己思考写作的。
在人民大学的金融学科，货币银行学是主体，但是因为金融活动的市场化非常明显，资本市场这块发展速度非常快，以市场为平台的融资、投资活动和财富管理发展迅速。所以人大及时把这方面发展起来了。我最初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之前的成果也都是宏观经济学的。1993年评上教授之后，发现金融非常重要，资本市场也很重要，所以从那时起就转到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做研究，一直到现在。20多年来，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大概有20多人的研究团队。针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比如面对2015年的股市危机，我们决定要系统研究，怎样让未来中国不再发生这种情况？或者说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如何从容面对？我们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应对这一次的股市危机，我们有点匆忙，没有经验的，是有问题有缺陷的。干预市场当然没有错，但是干预、监管有缺陷，我们就要研究它的问题在哪里。靠我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个时候，我们团队就起作用了。人大有一个金融证券研究所，一个研究和思想交流的平台，我在其中，大概起到了一个召集人的作用，在这20多位专家里，有法学、经济学、金融学、信息科学等七八个教授，以人大为主，中财的、中央党校的、清华的都来了，还有大概10位副教授，都是很新锐的，捆在一起就2015年股市危机很快写出一个有水平的研究报告。报告发布后得到了社会广泛好评。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比如针对熔断机制，报告说中国的熔断机制完全是一个戴帽子机制。中国的资本市场靠拿来主义不行，不知道在成熟市场里，那个机制、制度需要什么先天条件，需要什么条件配套才能用。拿来就用，结果一塌糊涂，就像一个人，上身穿西装，下身穿着短裤、拖鞋就出来了，你第一眼以为他一身西服革履，再一看，他是不完整的。所以一流的团队比一流的人才重要，它有重大的攻关能力。
学术理想、信念比报酬和待遇重要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一流的学科比追求信息化大学好，比追求一个貌似综合的好。拼凑而起的综合性大学不会把精力放在学科的建设上，而是放在“综合”上。我确信，公安大学一定会在某几个学科在全国占领先地位，尤其是公安学二级学科下面的技术学科上，包括信息安全、刑侦、证据学和反洗钱技术等，我想这些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专注于某些领域的提升，在这些方面能培养出中国的福尔摩斯，一提破案都要找公安大学的专家，那就成功了。
我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想，公安大学一定不会开设金融学，如果要开，那也只能针对经济金融犯罪，针对反洗钱。如果我们的学生出去，都能了解是怎么洗钱的，通过哪个管道出去，地下钱庄怎么运转的，这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学科设置。人民大学在这些领域不行，我们是进行金融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大政策，我们有这个人才，这与我们的主业密切相关。但说到反洗钱，公安大学应该是一流的，这是我要说的，学科要与我们学校的特点和人才结构相匹配。
我最后还是要强调，学术理想、信念比报酬和待遇重要，给老师、教授提供必要的条件很重要，尽可能地提高老师的收入水平，但同时要强调信念、团结协作，强调集体优先。在这个年代，强调集体利益是很难的，我始终反对个体利益至上，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团队的力量始终是巨大的，而建设一流的学科、建设一流的大学，始终要依靠群体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