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金庸为何都爱借晚明说事？
顾炎武、黄宗羲等当世大儒竟然劝市井混混出身的韦小宝取清帝而代之，但又为韦小宝巧言拒绝。言谈之间，形同闹剧，含有极强的反讽意味，更是消解了“反清复明”的正当性及其背后的现实政治隐喻。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并非僵死的过去，而是过去与现在的不断对话，当下的目的与关怀往往成为人们想象和叙述历史的起点。
你说甲申三百年，我论郑成功是本土英雄
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记忆，经过数百年的压抑在晚清被排满的革命党通过刊印禁书而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民国初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便祭拜明孝陵，有意无意试图在民国与明朝之间构成一种虚拟的“政治血缘”。抗战期间，因为外敌入侵，晚明历史更是被赋予了众多的现实意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便以明廷隐喻抵抗外敌不力的国民党，一度引起风波。
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国民党败退台湾，但是晚明历史叙述与现实政治的纠葛没有就此终结。海峡两岸虽然政治殊途，但是在借重明代历史资源这一点上却异曲同工。大陆历次政治运动和民众动员当中随处可见对晚明历史的借用。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是由姚文元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拉开帷幕的。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因为《海瑞罢官》而被批判的吴晗，在抗战期间曾写作名噪一时的《朱元璋传》，以朱元璋背叛“农民革命”和“红军”（按：明末红巾军）称帝后实行专制统治，隐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孙中山的遗训和抗战后期实行的独裁统治。
1950年代，台湾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以“反攻复国”为“国策”。为此，国民党当局大力宣传郑成功抗清的事迹，借以鼓舞台湾民众的士气，同时延续了国民党早年和明代虚拟的“政治血缘”，孙中山以明太祖扫除胡元的革命事业自拟，而偏居一隅固守一岛的国民党政府只能自拟为北都沦陷后的南明小朝廷。数十年间，其自拟对象即已跨越明代三百年历史，其兴亡之速，远非明代本身可比。
在大陆这边，郑成功同样进入了“民族英雄”的谱系，但所重的不是其改姓易号奉明廷正塑，据台抗清的事迹；而是强调其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的功业，成为中华民族抗拒西方殖民者的英雄，进而鼓动人们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集团”手中“解放台湾”。更有意思的是，在国民党执政后期，政治解严，各种思潮迅速传播。
岛内的某些异议人士则将郑成功塑造成开拓台湾的本土英雄，其抗清象征着对大陆统一政策的抗争，而非之前所宣扬的为“反攻复国”做准备。在他们重新打造的台湾国族神话中，郑成功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抗清，而在于对台湾的开拓，及其中日混血儿的身份所包含的“非中国化”意味。
大陆对郑成功的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年纪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