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贾文山：沟通共同体——习近平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体系是其国内政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创造性延伸，二者是习近平政治思想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相映互补的两大部分；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体系源起于他对中国梦的系统叙述。中国梦不仅包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等）、民族、行业等组成的国家梦，还包括两岸四地及全球华人社区的中华民族梦；不仅包括“印度梦”“亚太梦”“非洲梦”“拉美梦”等尊适合各自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的独特梦想，还包括由此组成的世界梦。世界梦乃是习式中国梦的最高层次。概而言之，中国梦的叙述结构分为四个层次——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习近平看来，在充分享受与维护各自梦想的独特性权利的同时，在全球化、信息化程度不断深化、人类走向高度相互依赖的进程中，各国和各大洲也应该将实现世界梦作为共同奋斗的目标。世界梦包括建设“世界命运共同体”“世界责任共同体”“世界安全共同体”和“世界利益共同体”。
在习式全球治理思想体系里，“同”是最高形式；而四“同”里最高形式是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的四大共同体论述最基本层次应该是全球安全共同体；第二个层次是全球利益共同体；最高层次也就是共同体的最高形式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是和全球利益共同体并列的，是保障这三个共同体建设的前提和保障。有关研究发现，习近平先后共62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没有提出“人类价值共同体”是因为这一提法属于唯心主义的，容易先入为主，强加于人。世界现代历史实践证明，现代西方推动所谓“人类价值共同体”，是仅仅建构在西方文化基础上和排斥非西方文化的,已经给人类和非西方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习近平的四大共同体论述，事实上不仅区别于英美全球化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转嫁危机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法，而且主张打造多元文明共生共荣的全球共同体。
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体系是在吸收、借鉴中外优秀思想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升华的结晶；其主体是以仁义与和谐为核心价值的中国儒家天下体系和以公平、平等、正义为核心价值的马克思国际共产主义，兼容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西方全球商业贸易自由主义。可以说，这一思想理论体系具有三大哲学根基。用哲学史家方立天的说法就是“马魂，中体，西用”。思想理论界应该称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理论体系为新全球在地主义（neo-glocalism）理论体系。应该强调的是，这一理论体系决不是英式的全球殖民主义硬实力模式的翻版，也不是美式以军事威慑为基础、以单向信息传播为特征巧实力模式的传承。习近平的新全球在地主义就是所谓的“多元性共同体”的模式，简称“多元一体”。在这一模式观照下，国际关系和文明互动关系的主要特点变为以交流、沟通与合作为主要内容，以达到平等、互利、双赢为最终目的。
如何打造这些共同体？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一跨国平台。这一平台既具外交和经济性质的，又具文化和战略性。海上丝绸之路将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直至非洲沿岸；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将连通中亚、中东和整个欧洲。作为推进“一带一路”的跨国基建融资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6年1月正式成立，已吸纳了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区近60个国家作为其会员国。亚投行的成立和运行已经开始打造世界命运共同体的雏型。
如何推进“一带一路”？习近平提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合作，实现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开放合作平台，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习近平把“五通”（“联通”“畅通”“融通”“沟通”“相通”）这一系列中国本土文化概念，而不是“传播”、“交际”、“公关”等西化概念，当做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其中无疑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原理。
“传播”“交际”“公关”等西方概念，和中国文化中“融通”“沟通”等概念相比，都属于浮光掠影。比如，“传播”的概念不仅肤浅，而且单向，把受众客体化而非人性化，把受众作为被涵养和精神征服的对象。而“沟通”等中式概念，包涵平等、倾听、交流的双向性和协商性、深入性、真诚性等特点、追求心心相印，既注重过程也注重结果.“沟通”理念饱含共享与和谐共生等儒家天下君子价值观。沟通乃是一带一路实施的润滑剂和推助器，也是打造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事实上，“五通”的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民心“相通”，都需要“沟通”来实现，“五通”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助力，又共为一体，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和世界梦的建设。“一带一路”推进最终依靠沟通模式而非传播模式，标志着习式全球在地化富于王道和人文关怀。这也是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习式全球在地化优越于英美全球化向非西方国家转嫁危机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法的关键所在。
西式新闻传播，公关和交际模式可以作为沟通的前期准备和铺垫，对习近平沟通模式能够扮演补充角色。从包容接触上升到传播（包括交际和公关），从传播深入到沟通，从沟通达到融合，从融合升华为共同体，这一系列跨文化合作实践既是循序渐进的增量过程，也是从量变走向质变的飞跃过程。习近平于2014年6月在京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会议上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三原则可以看作他对新全球在地主义的进一步描述。在这里，习的首要原则“共商”就是指建构“世界共同体”的第一步：沟通。
因此，具体确切地来说，习式沟通模式包含“容-传-通-融-同”这一符合事物发展逻辑和规律的概念链，可以用“沟通共同体”来概述。这里的“容”既有“胸怀天下，放眼全球”的内涵，也具有包容思想、文化、政体和宗教等的多元性的外延。“融”则指“和谐”之意。习近平这一跨文化“沟通共同体”理论体系散发着浓厚的草根味和泥土气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开放性、进取性、开创性和理想主义色彩。据有关媒体报道，习近平仅2015年就出访共42天，足迹蹋遍欧亚美非四大洲，用北京一位学者的话来描述，习式沟通共同体可以被看作“用脚去思考一带一路的传播战略”。这一思想理论体系不仅与毛泽东的实践论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理论在灵魂上是贯通的，而且创造性地融入了儒家天下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视野和胸怀。最后，这一思想理论体系也吸取了英美欧全球化思想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教训。
习近平的“容-传-通-融-同”思想理论体系既完整科学，又新颖别致。它以四层次相互交织的中国梦为憧憬，以联结世界30多亿人口的“一带一路”为平台，以跨国跨文明沟通为主要手段，以打造四个层次的人类共同体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天下观作为哲学源泉，以英美欧全球主义思想理论作为批判性借鉴，不仅使世人耳目一新，而且为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曙光。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与美国最终妥善处理“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在中国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一带一路”的共同推进中，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施和最终实现中，笔者坚信这一理论体系将会彰显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并得到进一步的理论升华。
（作者系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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