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教育报]朱信凯：士不可以不弘毅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当前最活跃的青年农业经济学家之一。他著书立言，为改变社会对农业的“刻板印象”而奔走呼吁；他针砭时弊，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讲稿中直指农业行政管理弊端。40岁时，他当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之一，并于同年被中国人民大学任命为苏州校区党委书记兼任国际学院院长、中法学院院长。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前，朱信凯刚刚结束与法国蒙彼利埃保罗·瓦莱里大学的多轮会谈。往返于北京与苏州之间，同时兼任行政管理、学术研究和日常教学等多方面工作，对他而言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在面对面的访谈中，朱信凯爽朗的性格总透着一种独特的感染力，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他的思维世界。
从农业院校走出的经济学家
2016年春节刚过，寒假尚未结束，朱信凯便匆匆赶赴苏北，受农业部委托对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情况开展调研。他带领十几名学生顶风冒雪，走访当地村民，高质量完成了数百户入户问卷调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成效如何、农民享有医疗卫生服务还有哪些困难……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他获取了大量的一手信息。“推进城镇化改革，农村社会保障是重要后盾。只有让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才能解除城镇化发展的后顾之忧。”朱信凯说。
如何让农民、农村和农业得到更好的发展，一直是朱信凯20年来关注的焦点。即便如今行政事务和课堂教学已经把他的日程表挤得满满当当，朱信凯仍坚持前往农村调研，去各农业院校了解国内最前沿的农业技术创新成果。
这份根植于内心的“专业情结”，与他在农业院校9年的学习经历密不可分。“在我的本科和研究生同学中，我是唯一一个从本科、博士到工作岗位一直没有离开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他自豪地说，“我的专业思想是在农业大学获得启蒙和成长的，求学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也造就了现在的我。”
从1994年进入山东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到2003年获得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与管理学博士，朱信凯先后在农业院校度过了9个春秋。尽管最初是“误打误撞”进入了这个“冷门”专业，但后来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却慢慢喜欢上了这个专业。他逐渐发现，这个倍受冷遇的专业恰恰是中国最重要的专业之一，“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这个专业对中国国情的认知要比其他任何专业都更到位，这是其他专业无法比拟的。”大四那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录取为硕博连读研究生，成为当时全班唯一一个获得深造资格的学生。
“三农”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读研期间，朱信凯将研究目光投向时下的农户消费与农村市场领域，撰写了20多篇论文，刊发在《经济研究参考》《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等权威期刊上。
农业院校“接地气”与“识国情”的学术氛围，让朱信凯收获了对本土化问题的深刻理解。“其实，大学就读什么专业并不重要，尤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关键在于学会如何学习，如何培养自己对本土化问题的关注度和敏感度。”
“当前，社会普遍对农业院校有一种认知上的极大误区，谈到农业，似乎就意味着‘低层次’，这种认知甚至会误导我们的现代化方向和进程。”让朱信凯忧心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农业与农村工作被摆上了重要位置，但整个社会却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离农”情结，农业相对的效益低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城乡之间与身份相关的巨大利益差异，让“离农”成为一些人的选择。
他坚信，当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完成，“农民”将终结于“农业从业人员”，“农业从业人员”也将不仅仅是农产品的初始生产者，而是赋予农业增加值的创新者、农业相关产业价值链的构建者。“农村”将终结于“小城镇”“微城镇”与“规模农庄”，它们在生活环境上甚至比城市更具竞争力。
“如果我再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一定会报考农科院校。”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视察中国农业大学时对青年学生道出的心声，时至今日仍深深感染和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像朱信凯这样的农科学子。正是在那年夏天，带着对理想的满腔热忱，朱信凯走上了教师岗位，在教学与科研的道路上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
“做最好的人大教师”
2003年博士毕业后，朱信凯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教师，主要教授农业经济学、农户消费与农村市场学等课程。“人民大学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面旗帜，从农业技术专业平台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氛围，人大对我学术能力的提升给予了至关重要的帮助。”朱信凯感慨道，“如果说农业院校‘脚踏实地’的品质让我的知识层面得到了‘原始积累’，人民大学‘实事求是’与‘经世济民’的风气则极大地开拓了我研究与思考的视野。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朱信凯坦言，在人民大学任教，对刚刚走上讲台的年轻教师来说，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当时仍给自己提出了严格要求：“做最好的人大教师”。无论什么课程，他总要花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来备课。也正因如此，他的课堂被公认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堂之一。在教学之外，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看书、调研、座谈、写报告，常常不分昼夜地埋头坐在书桌前。
采访当天，当记者来到朱信凯讲课的教室时，一场为在职领导干部培训的讲座刚刚结束。记者随机采访了其中一位听众，他对朱信凯教授的讲课方式赞不绝口：“他的课太有意思了。3个小时没有任何课件，逻辑严密，妙语连珠，把一个又一个故事和理论自然地串联起来，不仅课堂气氛热烈，而且能把理论讲得通透，让人受益匪浅。”“他总能用最经典的故事、最诙谐的语言让艰深难懂的理论‘化于无形’。”朱信凯指导的博士生黄勇告诉记者，“许多幽默都是他自己发明的，比如，他用猪牛羊的生殖率和生理结构的差异解读生猪调控政策的效果，让同学们在笑声中领悟到深奥的经济学理论。”由于课堂广受学生好评，长期在教学评估中名列前茅，朱信凯还获得了2014年度“中国宝钢优秀教师奖”。
在教学和科研道路上的执著追寻和上下求索，让他收获了更多认可，也肩负起更多重任。2008年，35岁的朱信凯被任命为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2009年，作为副教授，被破格聘任为博士生导师；2014年，40岁的朱信凯当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成为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之一。
扎实研究与现实担当
2011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对居民消费价格（CPI）权重结构的调整：农产品由原先的34%下降了2.21个百分点。当年的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全国CPI全年上涨5.4%，降幅超过大多数学者预期。结果表明，这项微小的政策调整成功“稳住”了物价。但鲜为人知的是，为了实现这项政策“微调”，朱信凯从2003年着手进行关于CPI的研究，一直到2010年建议被决策层采纳，坐了足足7年的“冷板凳”，他的这项研究一开始甚至被评价为“毫无意义”。但他始终坚持，“降低农产品和食品在CPI中的比重是中国经济的一剂良药”。
“经济学界有‘猪价绑架CPI’的说法，每每公布CPI，大家最先分析的就是猪肉等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实际上，CPI之所以受农产品价格影响大，是因为农产品在CPI中比重大，这样的CPI数据不能反映整体物价实际情况，比如房价等。”2010年12月31日，作为我国较早开展CPI与宏观经济研究的学者之一，朱信凯致信时任总理温家宝，提议降低CPI中的农产品权重。扎实的研究成果终于得到了总理和两位副总理的同时批示，直接推动了2011年1月国家统计局对CPI的权重结构的调整。
“经济学者理应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应当更是如此。”朱信凯常常勉励学生说，当代中国是一片经济学研究的热土，这个时代为青年学者未来成长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鼓励你们到美国去拿经济学博士学位，那里有最先进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但一定要回国研究中国的本土化问题。”
2012年，38岁的朱信凯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了题为《现代农业发展视野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专题讲座，成为建国以来登上这一“国家最高讲堂”最年轻的学者。
“我国农业与食物管理的顶层设计，实际上是以粮食为链条的部门割裂与分治。”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讲稿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前农业管理体制中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的弊端，“农业及食物的管理职能被分散到了若干非农部门，涉及农业职能的部委多达十几个……部门之间有利的事情互相争夺，无利的事情互相推诿。矛盾难以在部门之间协商解决，只能将大量的矛盾上交国务院。国务院领导忙于协调，导致决策成本上升，决策效率降低，政令的执行就更困难了。”这段观点曾被多次删去，但最终被保留了下来。“既然是讲课，就要把我所理解的现象和危害真实地呈现给决策层。”
近年来，朱信凯通过著述、时评，为了让“全社会重新认识农业”而奔走呼吁。他对农业有着自己的认识：“农业是一个集技术、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于一体，伴随和支撑着整个人类进化史，并随社会发展与进步越来越表现为多功能性的永恒的魅力产业。”他坚持，中国必须从全食物链的角度进行农业的顶层设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包括食品安全问题在内的诸多改革难题。他以一个经济学者的真诚、勇气和担当，实践着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历史使命。
教育改革道路上的领航者
2014年，朱信凯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党委书记并兼任国际学院院长、中法学院院长时，苏州校区正处于艰难的转型期。从早期的国际学院暨苏州研究院到后来的中法学院，再到现在的苏州校区，人民大学在苏州的异地办学走过了第10个春秋。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方面，亟须寻找转型发展突破口。
“苏州校区是人民大学的国际化‘特区’，担负着为人民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求新解、开新路的重任，因此需要现代化的管理思维。制度先行是校区发展转型的根本。”朱信凯说，“过渡期的诸多问题源于制度设计，制度调整没能及时跟上必然导致发展受阻。”甫一上任，他就从校区人事与薪酬制度改革入手，建章立制，构建了科学合理的职位晋升与薪酬激励机制，受到全体教职员工的热烈拥护。“有了上升通道，教职工就会把在苏州校区工作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追求来奋斗。”
为了理顺国际学院、中法学院与文化科技园的关系，朱信凯数次组织学校组织部、产业处等相关单位领导座谈会商，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级管理、充分授权、集体决策”的文化科技园管理新体制，为异地办学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趟出了一条新路，这一举措获得了学校领导的高度评价。
人民大学的一位校领导曾用“内方外圆、治院有方，把一根鸡肋变成了一根鸡腿”来评价朱信凯上任以来的工作成效。
“事关兴亡不让寸，无碍大局多依人”“心大载物无巨细，博爱尽事事无争”是朱信凯的座右铭，其为人之道和治院之道也源自于此。
在朱信凯办公室的墙上有两组数字，60年2000人与10年3000人。“中国建国以来一共培养了2000名法语人才，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每年招收300名优秀学生学习法语，毕业后取得中法两国的学历和学位，10年后就是3000人。欧洲是许多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我们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为未来的联合国和各类国际组织培养中国雇员。”他满怀憧憬地说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10年后中国与法国、欧洲之间所有的交往渠道中，都可能出现我们毕业生的身影。”
个人档案
朱信凯，1974年12月生，江苏沛县人，农业经济与管理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党委书记兼任国际学院院长、中法学院院长，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农业部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粮农组织贸易政策国家顾问、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风险分析委员会委员。入选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2010年和2012年被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以及北京团市委授予 “北京市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和“北京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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