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呼吁正视老龄社会现实 树立新型养老观

北京华年室内乐团4月19日在2019清华老龄产业高端论坛开幕式上演出。该乐团由热爱音乐艺术的中老年乐友自发组建，成员平均年龄64.5岁。

2019清华老龄产业高端论坛4月19日在清华大学开幕。本届论坛以“康养未来·跨界共赢”为主题，针对老龄产业实务进行深入探讨。

4月19日，出席2019清华老龄产业高端论坛的专家们头戴华发，献礼银发事业，发出集体倡议：积极、包容、合作、创新，推动中国老龄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在4月19日开幕的2019清华老龄产业高端论坛上，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袁昕(左)与论坛主持人芳华(右)进入会场。

　　中新网北京新闻4月19日电 (记者 陈建)人口老龄化是贯穿中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往往躲不开延迟退休问题。从欧洲情况看，由引进外来劳动力所触发的难民问题、社会矛盾、文化冲突相当大，难以在短时间内化解。那么扪心自问：“我们是愿意让老年人多干两年，还是从非洲找人来？”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袁昕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以“康养未来、跨界共赢”为主题的2019清华老龄产业高端论坛，4月19日在清华大学开幕。本届论坛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主办。 

老龄化是贯穿中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  

　　国际上一般认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即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是从1999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49亿，占总人口比重17.9%。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在论坛开幕致辞中说，到2020年，全世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来自内地。欧洲很多国家从正常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用了差不多100年，美国大约是60年，中国只用了18年。当所有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其人均GDP基本在1万—3万美元，中国当时人均GDP才2000美元左右。 

　　袁昕在论坛演讲中指出，2013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10.06亿人，之后总量开始下降。从2027年开始，中国劳动人口将进入快速下行通道、以年均780万人的速度减少。 

　　出席今天论坛开幕式的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刘维林在致辞中指出，人口老龄化是始终贯穿中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中国一项长期发展战略。 

　　预计到2033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将突破4亿；到2050年前后将达到4.87亿，约占总人口的1/3，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比例将双双达到峰值。 

人是劳动力  更是消费主力 

　　袁昕说：“没有新生儿、年轻人，哪来老年人？老龄问题不仅是现阶段的老年问题，也是每一个人的未来问题。”人口战略是国家的百年大计，老龄问题实质上是国家人口战略的最后一环。 

　　人口到底是社会的负担、还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他自问自答：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高速增长，甚至在当今国际贸易摩擦中保留一定底气，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消费市场。中国的国土面积与整个欧洲差不多，人口比欧洲几乎多一倍。 

　　以产业转型、消费升级为例，从前老人们没事干，就在家门口遛弯儿；现在很多老年人出去旅游，且有专门定制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以前，大多数老人失能后只能瘫痪在家，今后可以去医养机构得到更好的护理…… 

　　袁昕指出：老龄人口也是人力资源，未来城市会有更多适合老年人参与的工作。老龄人口也是消费群体，应培育提升老龄消费能力，提高老龄服务水平。老年人不是社会负担，他们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城市和社会应该给予他们选择的可能和发挥的空间。 

　　有研究预测，2015-2050年，中国用于老年人养老、医疗、照料等方面的费用占GDP的比例，将从7.33%升至26.24%。 

引进外劳不行吗？何必延迟退休？ 

　　本国劳动力短缺，引进外劳不行吗？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反对，为什么学术界还时不时地提延迟退休？ 

　　面对这些问题，袁昕娓娓道来：过去100年里，中国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约36-40岁。随着经济、医疗、科技等水平的提升，人口预期寿命还会不断延长，人的健康状态周期也在相应延长。中国很多发达城市中，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80岁。 

　　2015年7月底，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显示，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预测的中值为10亿。 

　　袁昕说，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中国社会人口总抚养比，即(0-14岁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值，从2010年开始上升，2017年达到41%，2035年将达到57%左右。 

　　假如有这么多人要“被养”，从哪儿引进劳动力、得引进多少？袁昕举了欧洲的例子，由引进外来劳动力所触发的难民问题、社会矛盾、文化冲突相当大，而且难以在短时间内化解。那么扪心自问：“我们是愿意让老年人多干两年，还是从非洲找人来？” 

　　前几年也有学者提出过延迟退休，引起不少争议。“但可能会挨骂，就不研究了？”袁昕以清华大学前辈们的例子作答：两院院士吴良镛曾做研究报告《大北京》，20多年后，其思想才上升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更早的还有梁思成写的《北京旧城保护》，那是在六七十年前。后来人们开始反思：如果当年梁先生的想法能实现，现在的北京该有多美？ 

　　“从当年的角度看，梁先生的思想确实超前，落实起来也不容易。如今，北京所有的城墙都拆了、都没有了。但如果不是不断有人超前地去思考、去呼吁、去引领各界深入讨论、形成共识，还有世世代代的后辈们努力做旧城规划，北京今天或许连一个四合院都留不下。”他动情地说。 

　　“真理就像金子一样，总会发光。正确的判断留给未来去评说，相信有一天能得到公正、全面的认识。当然，可能会错过一段历史，甚至错过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初衷无法百分之百实现，但那并不影响正确判断给全社会带来的贡献。”袁昕说。 

　　袁昕又引用了《中国统计年鉴2016》对全国1%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占世界正常人口更替生育率2.1的一半。 

　　“提起生育率低，有人会说，在国外生孩子，政府还给奶粉钱。”袁昕欲擒故纵，紧接着言道，“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府只能发奶粉钱，没办法把爹妈送到子女身边帮助抚养第三代，西方社会根本没有那样的文化基础。但我们有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传统，不仅其乐融融，代际传承，还能帮助释放年轻的、优质的劳动力。” 

　　袁昕提到，如果老年人帮子女带孩子，也能得到补贴，那不就相当于一定程度上的延迟退休吗？如果城市规划充分考虑老龄社会的切实需求，像居民区配建幼儿园、中小学一样去配建养老设施，不就能帮很多人就近养老吗？所以说，正视老龄社会现实，树立新型的、积极的老龄观念，全面、深入、系统地探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邀请社会各界讨论延迟退休等，正当其时。(完) 【编辑:陈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