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查显友：中国须从供给侧寻找改革突破
未来十年是中国发展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经济门槛的关键期。历史经验表明，自20世纪以来能够突破这个瓶颈的后进经济体不超过10%，而通观各个国家增长停滞的原因，关键还在于供给质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的严峻挑战，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多种不利因素交织。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只有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入手，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助力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传统模式难以为继
我们知道，供给与需求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共生共存的两翼，也是宏观调控的两个轮子。当需求疲软程度超过经济波动的正常范围时，就不能固守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要从供给侧寻找新的动力源。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动力源衰竭，使中国经济正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
2011年以后，我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状态而进入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新阶段。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增速又首次“破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出口总额、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其他一些指标也显示了巨大的下行压力。需求下降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相结合，挤压了工业企业利润，使它们在亏损的边缘游走。
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正在衰竭。投资方面，长期以来高投资的增长模式遇到了瓶颈，投资的边际效益在递减。同时，受到地方债务风险加大的约束，国内投资增长乏力。消费方面，受部分行业经营困难、部分人群收入增长缓慢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总体上有所放缓。出口方面，由于受欧美日经济疲软的影响，再加上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竞争压力，2015年进出口均出现下滑。可以说，现在三驾马车的动力渐显疲弱。
与此同时，过去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也正在消失。人口红利消失、全球化红利和改革红利减弱，加速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的衰竭。特别是人口红利，自2012年起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到2014年已累计减少960万人。
第二，传统发展模式下环境压力凸显，水、空气、土地等资源投入难以为继。
资源与环境压力、生态失衡，是长期以来忽略供给侧管理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必然结果。中国的人口密度、能源与资源消耗密度，不断地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进而形成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压力。如今，中国受到雾霾问题的严重困扰；二氧化碳排放，特别是人均排放量居高不下；土壤和水污染问题也不容乐观。可以说，传统的基于需求管理思维的以高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是造成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根本症结所在，这种发展模式无法持续。
第三，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更注重总量，忽视了结构，造成大量的过剩产能。
在工业快速发展时期，高增长、高利润吸引了大量投资涌入工业领域。2004～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24.3%以上的增长速度。其中，2009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到30.4%，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1.5%。投资形成了大量工业产能，但随着近几年进入政策消化期，工业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产能过剩的问题再次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难题。
产能过剩严重浪费了社会生产资源，也使企业陷入泥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5年全国钢铁行业利润同比下滑67.8%，黑色金属（铁矿石）利润下降43.9%。在此背景下，很多企业开始减产或限产，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为8.038亿吨，同比减少2.3%，为多年来首次减产。
综上所述，过往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表现出来的征兆与教训，在中国均出现了某些“可疑”的迹象：比如，自主创新能力急切需要提升，需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传统的结构性缺陷严重地影响到民众的收入增长等，这些现象的解决急切要求中国从供给侧入手，寻求新一轮改革的成功突破口。
有效供给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的消费需求层级在不断提升，并出现多样化、个性化的要求，而传统的供给方式并不能满足这些新需求。有时消费需求表现不足时，并不是没有需求，而是因为供给错位，需求没有相应的供给来匹配。
事实上，与通常认为的需求“疲软”不同，从电影票房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文化消费的巨大潜力：2015年全国内地院线总票房达到440亿元，放映5438万场次，观影人次12.6亿，多项票房被刷新。其中不乏一些电影，前面观众一片骂声走出电影院，后面的观众还在义无反顾走进去，这是因为人们在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上的选择还十分有限。
在健康领域，人们对身心健康的需求越来越多，但目前的供给水平与人们的要求之间还有很多不匹配。事实上，人们很愿意为健康花钱，但钱似乎并没有很好的去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消费增长强劲。据商务部数据，2014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次首次“过亿”。2015年出境旅游人数再度增加，达到1.2亿人次，出境旅游消费达到1.5万亿元，其中购物消费即达7000亿～8000亿元。但与此同时，国内旅游的消费环境不佳，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体验，也抑制了旅游消费增长。可以说，相比需求的旺盛，中国经济的供给环节出现竞争无序现象，恶意竞争，违法成本低，扰乱市场秩序，影响消费信心。
根据经济学家斯蒂格勒的产业组织理论，供给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市场结构的有效性。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市场秩序还很不健全，违法成本低，恶劣的竞争环境危及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打击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旅游市场中，违法的“一日游”“青岛天价大虾”“哈尔滨天价鱼”等频频见诸报端，影响恶劣。食品领域更是如此，由于国内食品安全监管不力，“瘦肉精”“毒豆芽”“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故频发，让消费者很难在国内放心消费，争相购买进口产品。
更糟糕的是，有效供给受到成本制约，商品流通中间环节多，费用高，税费重。居民消费都讲究性价比，再响的品牌，再好的质量，价格太高居民不能接受，都不能算有效供给。同样品牌的汽车、箱包、化妆品、日用品，甚至食品，国内的价格比国外高出许多。之所以出现境外购物潮，价格差是主要原因。
商品价格受到成本制约，除了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的影响外，还有很多外在因素，包括税费、销售成本、名牌产品的地区定价策略等。就税费来说，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货物和服务税”统计口径，我国货物和服务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高达50%，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在15%至30%之间，其中美国17.7%、日本18.0%。偏高的税费最终要由消费者买单。其次是流通环节的费用，一是流通的中间环节多，商品被层层加价，二是运输成本高（比如，运输环节中的路桥收费）。再有就是商场费用：商品进入沃尔玛等大型超市，要缴纳几十万、上百万的进场费，再加上其他名目繁多的收费、提成等，让企业苦不堪言。
着眼体制机制建设
结合中国当前情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并不在于刺激要素供给，而是改善要素效率，其核心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供给结构优化调整，增加有效优质供给，剔除无效低质供给，增强供给对有效需求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供给侧改革更多应着眼于中长期，着眼于体制机制建设，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培育市场信心，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一，要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强市场监管，辅之以企业与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信心。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生产力，提供更多更好符合人们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当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我们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而只能依赖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的效率来源是充分完善的竞争，政府有责任保障市场竞争环境的公正公平公开，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第二，要发挥产业规划的导向作用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引领及调控作用，引导企业合理投资。产业规划的目的就是把要素引向符合需求的、高效率的、有前景的产业，引导各类经济主体理性投资。调控手段应以利益引导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比如，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手段，对新兴产业的投资进行更大力度的扶持，而对传统过剩产业的重复投资减少扶持力度甚至进行惩罚。这样，既能加快新兴产业发展，也能防止产能过剩问题扩大化，使得投资更加有效，结构更加合理，与社会需求更加适配。
第三，要完善体制机制，鼓励创新，发挥技术创新在产业升级中的核心作用。技术创新需要一个好的创新体制机制，因为技术创新总会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前期投入很大，但收益却未必能完全内化，即可能会出现收益外溢。这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问题，依靠市场自身无法完全解决。借鉴发达国家普遍的经验，首先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创新者的合法收益；其次是政府应加大对技术创新的补贴，降低研发阶段的私人成本与投资风险，同时加强对技术创新后私人收益的保护，尽量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对等。
第四，简政放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为了更好发挥市场作用，在完善法治的前提下，政府要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变化自主决策，享受市场红利，自主承担市场风险，从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增强投资信心。让企业不仅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创新的主体，也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供给主体。当然，简政放权，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放手一切不管了，政府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还应该是市场规则的主要供应者和执行者。
第五，加强信息体系建设，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打造物美价优的有效供给。加强信息体系建设，目的是保证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的对称性，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和片面化，特别是让消费者有渠道得到关于商品与服务相关的全面信息。减少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环节，降低中间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本，能促使物价保持理性水平。政府要加快推进税制改革，推动结构性减税，优化流通环节征税，避免重复征税，切实减轻企业税负，降低商品税收成本。
第六，发挥社会政策托底作用，让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做好“减法”，即去落后产能。为此，一些企业和职工难免要经历一番阵痛，这是改革必须承受的代价。我们既不能让企业和职工个人承受全部代价，也不能简单由政府接手大包大揽，而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困难企业和职工渡过难关。当前，一要发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的基础性作用，保障处于调整期的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二要做好特殊时期的社会救助，对少数困难群体予以特别救助；三要适当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级，对一些老工业基地等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区域性、短期性困难，中央财政应以专项基金的形式予以资助。总之，要通过社会保障政策，解决困难企业和职工的相关问题，化解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这才是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本。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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