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宋鹭 杨端程：特朗普施政带给世界不确定性
前段时间，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一些场合重申了“美国优先”的原则，其中，以“让美国恢复安全”、“让美国人重获工作”和“让政府重新为人民服务”为其三大施政理念，这充分凸显了特朗普“以就业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这种“面向国内、美国优先”的施政纲领来自于当下美国国内内生性因素的驱动。同时，这种政策将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对近期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走向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政策导向： 以就业为导向
首先，“让美国人重获工作”旗帜鲜明地提出就业目标，而就业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的。被称为“美版四万亿”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直接投资的经济刺激，需要相关财政政策的配合；而减税正是财政手段，目的在于刺激总需求并推动经济增长；贸易改革则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促进本国就业和出口；撤销“多德—弗兰克法案”以放松银行监管也是从经济角度出发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并替之以促增长的政策；教育改革政策也是以促进就业为目标，主要为学龄儿童、中学生以及在职人员提供系统性的教育选择机会。
其次，“让美国恢复安全”和“让政府重新为人民服务”也体现出就业导向的政策目标；“将美国放在首位”的移民政策实际上跟就业直接相关，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本土劳动者的利益；“能源独立”政策被定为新的能源革命，解除对页岩能源和清洁煤炭的限制，不仅使美国转变为能源净出口国，也为美国国内数百万人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的一个出发点也是为了确保“医疗保险现代化，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婴儿潮一代的退休”；保障退伍军人权益则是直接保护了这一部分特殊人群的就业安置。
驱动因素： “面向国内、美国优先”
纵观特朗普的政策主张特别是经济政策，其“面向国内、美国优先”的特点源于当下美国自身的内生性动因。首先，美国的中产阶级日趋衰落，社会贫富进一步加剧，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兴起。同时，金融资本的迅速膨胀让国内的绝大多数财富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特朗普“让美国再次强大”的竞选口号实质上是让中产阶级从日益加重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再度成为美国社会稳定与繁荣的中流砥柱。
其次，实体经济的衰落使美国就业问题更加突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呈现出日益金融化的趋势。随着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结构比重的下降，大量劳动力被转移至以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美国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去工业化”现象。历史上，美国制造业在鼎盛时期曾经创造了近2000万个工作岗位，然而，到2015年其制造业工作岗位只剩下1200万个，不到总就业岗位的9%。特朗普如今接起“再工业化”大旗，他指出，要加大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雇佣美国工人来提高就业率，也是意识到虚拟的金融资本长期以来对国家实体经济侵蚀而采取的挽救措施。
再次，美国政治体制内部的张力与帝国主义方案的阻力对特朗普的施政方案有直接影响。早在40年前，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指出，美国政治的理想与现实存在严重的裂痕。国内大众参与政治的浪潮不断高涨，政府职能不断扩充，同时囿于多元主义的社会环境，被利益集团控制并负责制定法律和公共政策的代议机构加深了与自主性较强的行政官僚机构之间的张力，使得美国政府自身的统治能力被削弱，出现了“民主的危机”。这种状况下，特朗普在“百日新政”中表示要坚决打击“政商勾结”的腐败现象，禁止退休政府官员在退休5年内为大企业担任“乐辩士”（lobbyist，说客）游说国会议员。与此同时，拉美裔移民的大量涌入冲击了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使得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出现了分裂，加剧了“文明的冲突”。另外，国内日益萎缩的财政已不足以支持对外推行普世主义的帝国主义方案，特朗普时代美国全球战略的收缩政策，与传统的共和党政府大相径庭，表面上是对布什时代共和党政府以沃尔福威茨主导的武力推行民主的强力外交政策的翻转，实质上是对作为普遍主义、理想主义的自由民主的反思，是尝试回归现实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导向。
外溢效应： 政治和经济影响充满不确定性
尽管特朗普团队的经济政策以聚焦国内内政为主，但是由内及外，可预见的是“美国优先”的指导思想将掀起巨大的外溢效应，对世界政治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
特朗普坦言，全球化浪潮摧毁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其国内的产业、就业岗位、财产都在向海外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转移，迫使美国的产业工人与诸如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低薪工人展开竞争。同时，奥巴马政府的移民政策使得大量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抢夺美国本地劳工工作。为了保护美国的产业和工薪阶层，特朗普表示将奉行更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不仅针对包括中国、墨西哥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美国盟国日本、韩国等。近来特朗普表示要废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检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即是明证。
然而，在经济高度全球化和产业分工高度专业化的时代，重回孤立主义不仅有悖于国际经济贸易的基本原则，而且将加重自身承担的经济成本。历史先例也留给后人一系列深刻教训。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而中国也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国。虽然中美近年来贸易摩擦不断，但是两国俨然已成为事实上的“贸易共同体”，相互依赖、互联互通实乃大势所趋，况且特朗普在国内实施大规模基建的计划也离不开自由贸易与国际经济合作，发动贸易战的结果只能导致两败俱伤。
地缘政治上，尽管特朗普的表态并不明确，但政策推行的总体方向以配合经济上“美国优先”战略为主。特朗普本人在大选前一度批判美国的传统盟友如日本、韩国搭美国安全便车，要求两国承担美国驻军费用，因此，可能会对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政治遗产继承的同时作出相应调整。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又表示将整饬军队，强化美国武装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建设，可见特朗普政府在任期内不可能退出美国自身发挥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亚太地区。此外，特朗普将在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拉克、叙利亚问题上继续保持强硬反恐立场。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将继续与中国、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力量保持“一定限度”的博弈。
在全球治理议题上，针对气候环境变化，未来特朗普可能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持消极态度，但是突然退出“巴黎协定”的可能性并不很大。此外，应对难民危机方面，特朗普可能将与国内严格限制非法移民的严厉措施保持一致，限制接纳难民。
总而言之，一方面，特朗普以就业和经济建设为导向的政策主张实质上是对美国深层政治经济结构的直接反映，是对美国长期以来经济社会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应对方案。另一方面，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还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局面，推动落实经济政策还需要从根本上对现有政治制度进行有效治理。同时，这种政治经济效应的不确定性将直接外溢到地缘政治和全球治理层面，特朗普时代的美中俄三方如何继续维持动态平衡就变得更加引人瞩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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