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李立国：普及化高等教育应该是一流多元
编者按
按照美国高等教育专家马丁特罗的理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0%以上为普及化阶段。当前，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达到了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计在2019年达到50%，也将步入普及化阶段。18岁至22岁的年轻人中有一半的人进入高校学习，这是历史性的跨越，不仅有助于开发人力资源，使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更有助于充分开发人的潜能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然而，对于我国高等教育，仅就现阶段而言，大众化的急推猛进似乎还未完全“消化”完毕，马上又迎来普及化，我们该如何为2019年高等教育普及化做准备呢？本文提供的观点和理念，具有启发性。
普及化阶段，学生学习的激励机制不应该单纯来自就业
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变为平稳增长，高等教育普及化会带来规模的持续增长，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会形成一定的“涨力”。这种涨力如何化解，就需要高等教育的创新特别是人才培养理念的创新。我们需要认真审视融入世界大潮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吸收可为人类文明共享的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之精华，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之路，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对中国未来乃至全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发展蓝图。从东亚地区的经验看，学生的学习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在基础教育以升学为导向和高等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背景下，学生的学习动机与经济发展成就成正比。在经济腾飞阶段，经济快速增长能够提供较多和较好的就业岗位，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较高，因为毕业可以找到好工作，而到了经济平稳增长甚至停滞阶段，就业岗位会减少并且“好”的岗位减少更为迅速，随着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大学毕业生增多，学生的学习动机会下降，厌学情绪上升。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我们比较强调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继续强调经济功能的同时，我们还要充分认识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从社会功能看，到了普及化阶段，超过一半的年轻人进入到高校学习，现在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讲公平，未来在高校也要强调公平，不同类型的高校学生都应该得到适合的教育机会，高等教育系统能够为学习者提供更充分、更多样、更适合的学习机会，进而促进社会公平的发展。从文化功能看，主要是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和学习观念，高校学生学习的激励机制不应该单纯来自就业，而是对知识的渴求和自身能力的提升、综合素质的培养，特别是主动积极的学习精神与创新意识。这点对于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因为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呼唤科技创新与新的发展模式，需要人的创造力量特别是年轻人的创新能力，通过创新带动就业创业，而不能只是坐等就业岗位。这对于高等教育普及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建立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和多元的学习空间，形成注重能力提升的人才培养制度和体系。
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于产业结构不再是简单的适应关系
我国现阶段的本科专业是依据专业目录来设置的，专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政府控制人才培养规模与结构、实现人才培养供需平衡的手段。但是，人才资源的积累，特别是现在的人才培养与未来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或者对应关系。预防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本出路不是试图设计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无缝对接，而是应该把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与综合能力培养置于首位。
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引领与适应”的关系，人才资源具有创造性、创新性与累积性，当人才资源聚集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引发“内源式”产业结构升级，也可能因“输入式”的产业结构调整而吸纳人才资源聚集。二者是互动的关系，而不是高等教育对于产业结构的简单适应关系。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角度去计算如何根据未来产业发展来实现人才培养结构优化，也许是徒劳而无益的。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高等教育面对未来的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究竟应该培养什么类型、何种规格人才，什么样的科类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才能适应未来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需求，是需要重视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高等学校需要细化地研究针对未来经济和科技对人才的需求，然后据此研究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从而建立起所谓合理的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但是，人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几十年、甚至未来10年经济科技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无法预测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对于人才培养类型的要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亨利·M·列文教授提出，欧洲普遍采用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倡的人力预测方法（manpower planning approaches）也是失败的，“这种方法首先把对部门经济产量的预测乘以一个固定的表示每单位产量行业需求的公式得出行业需求，再将行业需求进一步通过严格的公式转化成未来劳动力的教育需求。这些关系的成立，需要假设的部门产量与行业结构的比例。各个行业教育需求的比例是固定的，而这种人力预测的失败主要因为教育需求与职业、职业需求与经济产出间的关系过于僵硬死板，技术上、组织上、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价格上的不同预测的变动以及部门产出预测的不准确，会削弱教育需求预测的准确性”。
普及化阶段的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呼唤人才培养制度的创新。到了普及化时代，对于人才培养要重新做出定位，即专业教育向后推迟，改变以专业教育为主的培养模式，建立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以通识教育、终身学习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当前，我国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理念已经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中也都提出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普及化阶段，还要补上高等学校多样化这一课
普及化阶段的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要求形成多样化的、公平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和高等学校多样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进程相一致，高等学校类型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时，高等学校呈现“同质化”的特征，到了大众化阶段后，则会形成高等学校多样化。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了高校学生数量剧增、高校数量增加和高校规模急剧扩大，但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层分类，更谈不上高等学校的多样化发展，这也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重要原因。
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要求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只有高等教育的多样性才能适应普及化时代学生来源的多样化、需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类型和规格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这必然要求改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由高等教育的“同质化”走向“多样化”“异质化”，实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分类管理、分类评价。真正代表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不仅仅是少数几所一流大学，而是一流的、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应是各类高校平衡发展，各展所长，既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有世界一流的应用型高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一个世界大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少数几所一流大学，而是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2002年世界银行《构建知识社会》的报告认为，应对全球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贡献的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不仅有研究型大学，还有理工学院、文理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社区学院、开放大学等。一流大学的建设是无法脱离整个教育系统的，世界银行高等教育部主管萨尔米对此认为：“大学系统的变革不能孤立地进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规划及其实施情况，应密切联系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小学教育正在进行和将要实施的改革以及发展其他类型高校的计划，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包括教学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和技术型大学的高等教育系统。”未来若干年，伴随着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的转型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我国将逐步形成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以应用技术大学为代表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和以示范性高职为代表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分类体系。
普及化阶段，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应该实现学分互相承认
普及化阶段的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要求建立开放式的教育制度，形成人才培养的立交桥。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可以实现学分互相承认，以灵活的学习制度和教学管理制度为纽带，搭建起开放多元、便捷畅通的高等教育“立交桥”和终身学习平台，为每位学习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学习机会。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我国高校的综合化是表面上的而非实质的综合化。所谓表面上的综合化是指学科设置的全面化，文理工法医农管等各个学科门类一应俱全，从外在的形式上看是综合大学了，但真正的实质意义上的综合化是能促进校内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的综合化。我国高校综合化改革大致完成了第一步，而没有进入到第二步。
而具体到“立交桥”，我们一直提倡对外开放，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提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政产学研用结合，这些都是高校各院系、各学科专业对外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新动向，但另一方面恰恰也是高校内部各院系、各系科专业间却壁垒森严，各院系之间学生选课、教师资源共享一直未能实现，何谈实质上的以促进学科专业融合为目标的深度综合化，又怎么实现人才培养创新？我国高校和国外合作密切，有各种联合人才培养项目，但恰恰是国内高校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合作培养机制。既然和国外大学能够联合培养，为什么国内高校之间不能够联合培养呢？
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高校之间的开放合作与高校内部系科专业的开放、综合与融合。开放式的制度也是包容式发展，需要在包容发展中推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除了政府办学之外，还会有社会多元的办学形式建立起来，会逐步形成以政府主办的公立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企业大学等共同包容发展的高等教育系统。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还要重视和规范非正规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学生和社会各界提供更充分、多样的受教育机会。
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脚步已经悄然走近，高等教育需要主动变革，探索中国特色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这既有理念的变革，也有制度的设计与功能的变迁，集中体现在人才培养的创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11月08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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