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里的年轻人:没有所谓“特权” 周末加班是常事

14.07.2015  13:55

  这个夏天,749万高校毕业生离开校园,踏入社会,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即将走上公务员工作岗位,成为“机关里新来的年轻人”。

  在体制外的人看来,公务员工作一劳永逸、体面稳定;而身处体制内的年轻公务员们却常常身陷迷茫、面临困惑。

  是否会在略显沉闷的工作环境中变成自己讨厌的人?是否还有勇气挣脱体制束缚,寻找新的可能性?是否能在硬邦邦的现实面前守望理想的情怀?上周末,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几位机关里的年轻人。

  在成长中遇见新的自己

  7月10日,早晨上班时,林岚在单位大厅看到了新人报到通知,这让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工作已经一年了。整个上午,她都被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围绕着。

  一年前,从北京一所985名校研究生毕业的林岚,考入了这家中央机关。随着八项规定、养老金并轨等政策出台带来的公务员福利削减,以及高调反腐对“灰色收入”的切断,林岚明显感到,自己毕业时,公务员热已经有了“退烧”迹象。尽管如此,各种权衡之后,她还是选择了成为“机关里的年轻人”。这份职业在家人和亲戚眼里“稳定而有社会地位,好找对象”;在师兄师姐看来,意味着工作轻松,有可能分到福利房。

  但是入职之后,林岚发现公务员工作与外界的想象并不一致。给领导写的稿子,需要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仔细推敲每一处标点的使用;给地方下发一个通知,需要去很多地方调研,“周末加班有时是家常便饭”。

  同样的,林岚也没有感受到所谓的“特权”。她周围的同事,有家境偏好的中产阶级,有白手起家的“凤凰男”,也有满怀政治抱负的高才生,但是大家都一样会为了看病挂号、孩子上学等问题烦恼,并没有特殊待遇。“在这样庞大的组织机构里,个人只是很渺小的一部分。”林岚对记者说。

  “入职一年,我感受到了自己在各方面的成长……我一定会认真履职,努力做到走基层、转作风,进万家门、访万家情、结万家亲。”林岚想到了几天前自己在转正座谈会上的发言,这样的说话风格有时也会在她的生活中得到延续。朋友们常调侃说:“你现在说话首先、但是的,果然有干部风范呀。”林岚对此总是一笑了之,她明白,她离曾经那个天真感性的自己已经越来越远了。就像她发现,自己能够娴熟地从外人看来“八股文”式的领导讲话稿中读出层层逻辑。从抗拒到接受,林岚知道,自己已经渐渐适应并融入了这座机关大院的生活。

  从最后一排走到第一排?

  宋可成也是一位“机关新人”,或者说是一个“励志典范”,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湖北当了两年村官,后来考入省内一个县的团委工作,去年他又考上了市委党校,五年内他在基层实现了“三级跳”。

  在体制内工作,宋可成的工资并不高,他在县团委工作时的月薪是2400元,考到市委党校后工资提了一级,现在是2800元。基层工作十分琐碎,处理家长里短,帮领导写材料,宋可成原本学习的经济学专业基本已经荒废,平时的办公软件也只会用到word和excel,虽然对自己“跳槽”的竞争力越来越缺乏信心,但这并不足以冲击“遇到问题有单位兜底,在小城市有社会地位”带给他的现实满足感。

  直到几个月前的一天,他和女朋友做出两人以后要在北京生活的决定,宋可成才突然发现这种“安逸”即将远去,生活的压力就这么“扑面而来”了。

  宋可成的女朋友还在北京读博士,他俩一起听过一场白岩松的演讲。那场演讲中,白岩松说:“曾经有一位站在最后一排的同学问我,‘白老师,我在最后一排,您在第一排,我什么时候能和您一样?’”宋可成记得很清楚,白岩松的答案是:“你有无数条道路可以走到我这里。”不过宋可成明白,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体制内的晋升之路并不一定能通往第一排的方向。

  宋可成之前工作的县团委,最高级别就是正处,“很多人熬了一辈子,正科就到底了”。而宋可成听过一个段子,“在北京随便扔块砖头都能砸到一位局长”。身在基层的宋可成想要去北京的公务员系统发展,他只能沿着“从最后一排到第一排”的路子,一层层向上考。事实上,他已经来北京参加过三次“国考”,不过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宋可成既期待又恐慌,作为“党校新人”的他感到轻松不起来了。

  日复一日里寻找人生意义

  正如人们所说,如今的公务员跟以往不一样了。入职的这一年,林岚在机关里看见了最真实的公务员群体。他们要为了一张出差报销单据层层报批,布告栏里充斥着“八项规定”、“反四风”等字眼……属于他们的高福利时代已经渐行渐远。根据2014年北京团市委联合课题组针对“80后”北京青年公务员的调研,他们的月收入停留在4530元左右。

  “公务员的薪酬主要包括工资、福利和非经济性报酬几部分。”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柴茂昌老师告诉记者,人们通常认为,公务员以社会地位、工作稳定性这些非经济性报酬见长,但一个合理的薪酬体系,应该要使工资、福利和非经济性因素各个部分都能发挥作用。所以需要建立健全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来保障他们的合理待遇。

  “那些关乎社会利益的政策出台有你的参与,看新闻的时候会有一种成就感。”林岚告诉记者。和林岚一样,很多年轻人当初选择加入公务员队伍,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

  宋可成记得自己做乡镇宣传干事的时候,曾经花了两个月时间采写一位村支部书记的先进事迹,这篇报道被推荐给了上级部门,后来市电视台派来摄制组为这位村支书拍摄了纪录片,对村子日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宋可成想这就是他工作的意义,“虽然艰难,但是能够真正惠及百姓,这就是成就感”。

  林岚在入职前,接受过很多忠告:“把它当做一个工作,不要有过多的想象和期待。”面对体制外的各种现实诱惑,林岚也曾困惑过,她问同在一栋大楼里工作的师姐,这样日复一日的意义是什么。师姐回答说,八年前的入职宣誓自己依然记得,因为自己的努力,很多人的生活可能因此变得更好,这就是意义。“努力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些痕迹,职业精神之外还要有一点情怀。”林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