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参加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系列学术活动
3月14至15日，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受邀至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参加“西方社会科学的困境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出路”座谈会，并作了题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全球秩序重构中的作用”的专题讲座。该系列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副院长杨光斌教授主持。
在题为“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困境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的主题演讲中，朱云汉教授指出：当前处于人类社会结构与秩序剧烈变动的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变让“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两个西方社会的主导性支柱都面临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进而“向西方学习”这个熟悉的历史坐标变得模糊。在巨变时代下反思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发现其难以有效地预见和解读历史变革，例如全球金融危机使主流经济学陷入困境，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框架也很难解释中国的发展经验。对这一困境，朱云汉教授认为其根源有两个，一是陷入了意识形态的窠臼，特别是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这使得其对现存世界秩序持保守取向，缺乏批判能力；二是在方法论上依赖逻辑实证论，逻辑实证论的研究仅存在于经验层次，是工具主义的，其前提必须是在结构、制度和程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很难解释巨变时期行动者、机制与结构间的性质与因果作用。最后，他提出在巨变时期进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若干建议，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的、多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要与不同文化体系的社会展开全面交流对话等。
在题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全球秩序重构中的作用”的专题讲座中，朱云汉教授指出：以中国再兴为主导的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百年不遇的历史巨变。中国不制造混乱、不输出意识形态，并且倡导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在亚非乃至世界最积极的建设力量，从高铁产业的发展就可见一斑。而中国的兴起将进一步带动二十一世纪全球秩序的重组。朱云汉教授还指出，解读中国兴起要有大历史观。若将世界历史脉络拉长为一千年，中国并非崛起而是再兴，恢复在东亚的地位、恢复在世界的份额并撼动美国的霸权体系。若将中国再兴放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脉络中，全球的生产活动重心、国际分工格局以及所占经济份额都在向非西方世界转移，全球的权力与财富分配结构将逐渐恢复到西方兴起之前更长时间的历史常态。对于西方国家对全球秩序重构可能带来的混乱与冲突的担忧，朱云汉教授指出这种忧虑还是“西方中心”观念的心理折射，当前美国支配的霸权体系与西欧推动的法治体系本就已经危机四伏。相反，中国正在全方位构建多边合作与协调机制、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将带动世界经济板块的重构。最后，朱教授表达了对中国开创新型世界领导者模式的展望，由于中国的体量、发展环境、特别是文化基因，决定了它不能也不会是另一个西方霸权。但是作为新型领导者，中国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谋略，在选择性融入西方主导的规范与体制的同时，与非西方国家开拓新的互利合作空间。而这则需要中国社会精英做好充足的思想和知识准备。
杨光斌教授主持了该系列学术活动，并评价朱云汉教授的讲演和交流具有大思维和大历史空间。杨光斌教授围绕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进一步展开评述，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有宏大的视野和敏锐的观察。时代的变迁总是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实量变本身也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只是知识的滞后性使之较难以被发现。 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在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研究，变是社会科学的常态。其次，杨光斌教授强调要跳出西方思想的百慕大三角。在西方主导的社会科学中，对于治理危机的思想药方永远是选举政治、市场经济和社会治理，具有强烈的去国家化、去政治化倾向。但是这些概念、思想都是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建构的社会科学，说到底就是冷战学，有自由无法治，有民主无集中，这种理论是无法被用以建构、用以治理的。希望未来三十年能够进入新的思想转型时代，通过国家进场、基金会辅助和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在该系列学术活动中，来自全校近200名师生就如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欧美转型历程以及政党政治等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问题，以及西方国家的发展趋势、中国模式所遭遇的困境与机遇、中国推动南南合作的必要性等问题与朱云汉教授进行了现场互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