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院反映赌博犯罪呈现四个新特点应引起重视

      2014年以来，朝阳院办理审查逮捕赌博犯罪案件41件87人，其中赌博罪30件57人，开设赌场罪11件32人，批准逮捕该类案件22件29人。赌博犯罪极易带动社会侥幸风气，更易诱发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类犯罪和财产类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朝阳院近期办理的赌博犯罪呈现出四个新特点，应当引起重视。

      一、聚赌场所隐蔽，犯罪场所布置反侦查意识较高。聚赌场所地点不一。据统计，以家庭住房作为赌博场所的案件共计21件，占所有赌博类犯罪的51.22%。可见，租赁家庭住房是许多“局头”聚众赌博或开设赌场地点的首选。如孙永红开设赌场案，孙永红以开办公司为名租赁朝阳区吉庆里和海淀区新起点嘉园两处房屋用作赌场，每天开场前临时决定赌博地点。又如涂赞和赌博案，涂赞和将聚赌地点选为十八里店乡意顺门窗厂的厂房，将这些表面看上去是正规厂房的场所暗留部分作赌博之用。此外，犯罪分子为了维持赌场秩序和观察四周环境，在屋内外安装摄像头。经统计，共有10起案件的赌场周围装有监控设备，其中7起案件的监控目的是为了防范警方查处。

        二、组织结构严密，内部人员外号相称，追捕困难。赌博犯罪团伙作案比例较高，现只有9起案件表现为结构松散的二人共同犯罪， 32起是组织程度较高的团伙赌博犯罪，占所有赌博犯罪的78.05%。在此类案件中，组织者多相熟，从“局头”到“服务人员”形成稳定的上下级组织，成员之间分工协作、各有职责，保证赌场运营顺畅。如虞硕慰赌博案，虞硕慰等四名股东为一同服刑人员，纠集一起组织赌局，由虞担任总经理，下设法官部、财务部、后勤部、运营部四个部门。法官部负责发牌，财务部负责抽头，后勤部提供餐饮等服务，运营部负责前台登记报名、介绍赌博规则等。各部门有数人负责具体工作，形成了组织程度非常高的犯罪团伙。

      同时，有10起案件的组织者、参赌者在聚赌过程中以外号相称，占比31.25%。如刘杨赌博案，“局头”绰号分别为“二郎”， “哆哆”，赌徒绰号有“蛋蛋”、“企鹅”、“兔宝宝”、“老王”等，相互间只知外号不知真实姓名，无疑增加了抓捕和侦查取证的难度。

      三、参赌途径固定，专人拉客和熟人推荐双管齐下。参赌途径固定，参赌圈子封闭。即使是结构松散的二人共同犯罪，也有一方负责拉拢客源，犯罪分子对参赌人员的范围具有一定的把控力。另外，有16起案件显示，因害怕被警方查处，组织者刻意避免参赌者大规模的蔓延扩大，而多以熟人推荐的形式吸引新人参赌，只有熟人推荐才能参赌。以孙永红开设赌场案为例，孙永红严格控制赌局的规模和参赌的人数，仅有通过其充分信任的“五哥”、“三哥”等人介绍来的参赌者才能被吸纳进赌局参赌。

      参赌圈子封闭还表现为对参赌人员的控制上。以马慧强赌博案为例，马慧强给所有参赌者建立微信群，将每次赌局的时间、地点在群内发送，统计参赌人员，完成召集后迅速删除相关内容。

      四、POS机刷卡换筹和电子支付方式增加取证难度。除了现金交易，多数赌博犯罪现场通过刷卡形式进行赌资筹码交易。警察在现场起获POS机的案件共计19件，占所有赌博类犯罪的46.34%。然而在取证过程中POS机刷卡凭条查获数量有限，交易记录又无法调取，参赌者如不承认参赌就难以认定。如孙永红开设赌场案，公安机关在现场起获10张刷卡凭条，其中9张无法看清签名，大部分参赌者否认参赌，有证据认定的赌资数额远少于实际的赌资数额。

      另有3起案件显示出新型支付方式，如刘麒赌博案，参赌者可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方式支付赌资。然而电子数据的调取和固定也给侦查机关带来较大的困难。

      针对以上问题，检察机关建议：第一，加大禁赌宣传力度，多角度，多形式宣传赌博危害。司法机关可以联合文化部门、街道、社区通过播放实际案例宣教片、开展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对赌博违法性的认识。第二，充分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形式发现、打击赌博犯罪。公安机关可依托群众力量，并联合街道、社区等单位对曾发生赌博等违法行为的地区加强巡逻排查，对曾参赌、组织赌博的人员进行重点关注，第一时间发现犯罪线索并予以查处。第三，司法机关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利用先进科技取证并及时固定证据。进一步与通信部门协作，侦查机关可以对微信、支付宝内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电子证据进行固定提取；加强与银行、邮政等金融部门的协作，可以查出赌资的流向同时还可以对可疑的账号进行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