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卫兴华：农民之子的进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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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前，卫兴华（中）、乔亚（右）和杨盛钦（左）三人拍下这张照片］

（卫兴华的非伪装嫌疑保证书）

上期的《民国谍报秘档》中，进山中学老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于润沧说，1946年，他和卫兴华搭档，当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这其实表明，如果说起那一时期进山中学的学生运动和地下斗争，卫兴华同样是个绕不开的名字。

卫兴华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发表《卫兴华经济思想述评》，高度评价他的严谨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日本《中国研究月刊》1989年10月发表评介卫兴华的报道，称卫兴华为“中国稳健的改革派经济学家”。2002年《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为祝贺卫兴华从教50周年，发表《当代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简介》，称他“是当代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教学与研究的大师”。去年12月17日，记者专程去北京人大校园拜访了他。

卫兴华先生今年已经88岁，略显稀疏的银发，腿脚不太灵便，听力也不太好，但谈起60多年前的往事，依然让人感觉历历在目。就在卫兴华先生平静的叙述中，记者似乎听到了一段生死、抗争和理想的时代交响曲。

爱国情绪不能表达,一心想去后方上学

卫兴华先生1925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阳白乡善文村，乳名玉童，祖辈都是农民。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常受人欺负。他父亲粗通文字，思想比较开通，一心想改变门风，全力支持子女们上学。卫兴华不到6岁就上了村里的初级小学，学了5年半，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因为年龄太小，不便到远处读高级小学，耽搁了一年多，才进入了离他们村30里路的东冶镇沱阳高级小学——徐向前元帅也曾就读于此。

那时候，已经是1937年春季。不久爆发七七事变，日寇对华的侵略日渐加深，1938年秋，五台县以及东冶镇都被日寇占领。上了不到一年半高级小学的卫兴华被迫辍学，回家跟着父亲在田里劳作。

只是，国难之下，哪儿都不是世外桃源。日寇在他们村也驻扎过，并修了炮楼，烧杀抢掠种种暴行他都曾目睹，他与家人及乡亲们经常因日军扫荡而逃难，躲到田野，因此对日本侵略者非常痛恨，朴素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就此萌发。当时，八路军的工作人员也常去他们村，与日寇进行拉锯式的斗争。之后，他在八路军办的“峩峰学校”上过一段时间课，学到了抗日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五台县政府办的师资训练班，学会了许多抗日和革命的歌曲。之后，在本村当了一年多小学教师，但因为日寇的骚扰，不可能进行正常的教学。

为了读书，1942年，卫兴华考上了东冶镇高级小学附设的中学补习班。日本侵略者以“新民”政策愚弄被占地区群众，学校被改名“新民第四高级小学”。他在这儿只读了一个学期，非常反感奴化教育。有一次，伪县长去东冶镇视察，校方要求学生列队欢迎，但卫兴华躲着没去。同时，他在同学中进行一些爱国宣传，被校方察觉。因此，校方就抄了他的宿舍，搜出了两本书，这两本书，是他们村的一位已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姓长辈留下的，一本是《各国革命史》，另一本是翻译自苏联的哲学著作。校长和老师找他谈话，为保护他，故意问他是有意识看这些书，还是无意识？他只好承认是无意识。校长让他当场把书一烧了事，虽然侥幸没事，但他觉得，受日寇侵略，爱国的情绪不能表达，实在憋气，一心琢磨着去后方上学。

加入进步社团投枪社

1943年，卫兴华来到隰县，考入进山中学。在这所阎锡山治下的红色学校，他的所有理想，所有热情，都得到了寄托。

卫兴华说，他当年8月份入学，编入第31班。班里三十多个人。虽然学校有像梁化之的女儿梁秀莲、赵承绶的女儿赵龄松、赵慧军，王靖国的女儿王瑞书，31班也有孟际丰的女儿孟沚蘩，省政府秘书长李培德的儿子李凯明等这样的高干子女，但整个学校校风朴实，大家都一心一意学习。而且，进山中学的爱国主义和抗日情绪很浓重，多位共产党员教师传播着进步的思想。和于润沧一样，他对校长赵宗复每周一次的报告也是记忆深刻，到如今，仍佩服着他的思想水平和表达能力。

谈起这段历史，卫兴华开始兴奋起来，背诵起他们那时候常唱的歌词来，语速飞快，几乎是脱口而出：

我们是青年猛士!

我们是青年猛士!

敢看惨淡的人生，

敢见淋漓的鲜血。

敢说，敢笑，敢怒，敢叫，敢打，敢骂!

对内团结驯如羊，

对外抗战猛如虎。

我们誓不做俘虏，

大敌当前不低头。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那钢铁的声音为青年进步响彻宇宙……

（这是赵宗复填词的进山中学校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山中学迁回太原。卫兴华说，那时候的进山中学，学生比较复杂，各种社团也比较多，有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进步社团，也有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阎锡山的同志会组织等等，但占据支配地位的，还是那些进步的学生社团。

卫兴华参加了投枪社并担任了编辑组长。投枪社是进山中学最有影响力的进步社团，取名自鲁迅先生的杂文《小品文的危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可见这个社团的战斗性。1946年，卫兴华和投枪社的几位主要成员与党的谍报人员王天庆，建立了革命工作关系。

虽然，当时进山中学为了迷惑敷衍阎锡山，卫兴华也成为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当然”会员，且在省档案馆的档案里，留下了和乔亚一样的《非伪装嫌疑保证书》。60年之后，这事早就如风吹浮云一般，不在他记忆中，看着记者拍下的那页档案照片，卫兴华呵呵笑个不停。

和乔亚一起被捕，绝不变节

1947年暑假，在组织安排下，卫兴华秘密进入解放区，在太行区太原工委（即城市工作部）履行了入党手续。

那时，解放军太行军区太原情报站（番号909），派了一位团级干部王天庆打入阎军机甲队。后与进山中学建立联系，并在赵宗复推荐下，经909批准，成立了进山中学地下工作小组，卫兴华成为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其余两人是乔亚和阎锡山特务组织政卫处处长杨贞吉的儿子杨盛钦）。乔亚任组长。

然而不幸的是，这期间，一个意外发生了。一位曾在进山中学工作、原投枪社成员，后调到同志会太原市分会工作的刘某被捕，没有经受住考验，将王天庆和卫兴华他们供出。赵宗复得知了这一消息。

赵宗复和乔亚等分析，刘某其实只是共产党的外围成员，了解的情况不会那么详细和确切，如果乔卫等撤走，反而会让敌人坐实。所以，只通知肯定会暴露的王天庆撤离，而他们三人，平静等待被捕，并且商量好，因为杨盛钦特殊的家庭背景，即使承认一些敌人已经掌握的涉共的事，敌人也无可奈何，他可以有选择地说一些话，但敌人不掌握的事，三人一律严守机密。经赵宗复安排指点，三人两次开碰头会协商，被捕后怎样随机应变，对付敌人，怎样统一口供等。而卫兴华被捕后，连与王天庆有联系的事也未承认。三人口供即使不一致，也有正面作用，可以迷惑敌人，相信三人未事先准备，相互串供。

话虽这么说，进了特务的魔窟，哪有笃定安全的事？也许就此为革命献身也很有可能，三人就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万一不幸的情况发生，好歹也给后人留个纪念。照片上，卫兴华居中，左为杨盛钦，右为乔亚。

七月的一个晚上，梁化之控制下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派了三个特务来到进山中学，准备抓捕卫兴华和乔亚。因为赵宗复担任校长，特务也不敢太过造次，非常给赵宗复面子，还是请赵宗复先后将卫兴华和乔亚领到校长办公室，然后才带走。

同日晚，特务们敲开杨贞吉的门，带走了杨盛钦。因为梁化之和杨贞吉两人的争权夺利，卫兴华说，特务们远没有像在进山中学那样给杨贞吉留面子。

入狱后，果然如他们所预料，敌人没有确凿的证据，卫兴华也只坚持自己思想过激，对腐败黑暗的现状看不惯，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且以死担保乔亚也不是共产党员。近一个月后，敌人无奈将他们释放。

其中，一个小插曲不得不提。知道他们被捕后，卫兴华当时的恋人即后来的妻子孟沚蘩，用血写下了日记：如果你要被害，我就和他们拼命。

孟沚蘩是卫兴华的老乡、同学，她的父亲是阎锡山民族革命同志会“十三高干”之一孟际丰，在阎集团内部是可以和梁化之掰腕子的实权人物（详见本报2013年9月16日报道《中统关注阎锡山集团内斗》），但孟沚蘩早就和家庭疏远，也是一位豪门“逆子”。

1948年，太原城已经被围困，阎锡山当局开始疏散高级军政机关的家属。当年放了暑假，赵宗复为让学生有个安全的学习环境，也动员有条件、有办法的学生去北平继续读书。当时山西许多学生纷纷流入北平。

这些“流平”同学除了一部分高干或富商家的子女可以上北平的私立中学外，大部分同学都处在衣食无着、居无定所的境遇下，于是以进山中学为主导的“流平”同学组织成立了“山西流平同学会”，卫兴华被推选为第一届理事。同学会向北平当局请愿要求救济，并进行倒阎活动，向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驻北平办事处施压，获得了物资和食品，初步解决了生存的问题。之后，还成立了山西临时中学。

同时，卫兴华也利用不断有太原同学来北平的机会，将他们带来的军事情报转交给解放区。

成为经济学权威

1948年11月4日，卫兴华与孟沚蘩回到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读书。解放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卫兴华转读于该校经济系。1950年人大成立政治经济教研室，苏联专家要培养研究生，卫兴华被挑选上。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总编辑等职。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中国老教授协会社会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课题组主要成员和子课题组首席专家、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名誉理事，并兼任全国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和名誉院长。出版论著30余本，发表论文、文章约900篇，获省部级奖20多项。2013年获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马克思经济学奖，是我国权威的经济学家。他的许多论断、著作，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着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杨盛钦解放后在省委党校英语系教书，“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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