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籍“老赖”终于还钱

　　2011年，日籍华人赤女士因为没有执行法院判决而被大兴法院采取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的“两限”措施，这也成为北京法院首次对外籍人士采取“两限”措施的案例。在被限制出境三年后，近日赤女士最终同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总计给付案款7万元。

　　案情

　　在中国没财产可执行 被限制出境

　　记者从此案的承办法官杨潇处了解到，这个执行案源自2009年赤女士和郑先生的一起合同纠纷案。最终法院判决赤女士败诉，并判决赤女士支付郑先生欠款24万元。

　　在一审判决结果生效后，赤女士没有履行判决，于是对方申请了法院强制执行。

　　“该案的被执行人是日籍华人，行踪较难掌握，且在中国境内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也没有近亲属居住在国内，普通的执行手段如查封、冻结银行账户、扣押车辆、查封不动产等方法无法适用于该案。”杨潇称，法院决定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出境举措。

　　2011年4月11日，法院得到北京西站边检站赤女士即将乘坐火车前往香港的通知后，立即赶往西站控制住被执行人并带回法院，并对其采取了“两限”措施：除了限制离境，还限制其高消费。赤女士签订承诺书，承诺在六个月内清偿债务，并当场交付了部分欠款。但在此之后，这一执行案又没了进展。

　　追访

　　当事人：失去信任 不想客死他乡

　　根据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公布的数据，自2006年至今，全市共有12799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中限制出境的有2045人。社会公众一般称列入这一黑名单的当事人为“老赖”，但赤女士拒绝这一归类，“我不是老赖，不是不想还钱，而是没有能力偿还。”

　　赤女士今年65岁，2009年带着制药技术来华做生意，在亦庄经济开发区和他人合作开药厂。

　　“法院对我限制出境之后，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11年4月，赤女士被西站边检拦下之后，她拒不还钱的“老赖事迹”被周围人知道，“我在中国朋友很少，基本都是生意合作伙伴，他们知道我的事情之后，都不愿意借我钱，甚至电话也不接，到后来，我连房子都租不了。”

　　但是，没有能力还钱的说法遭到执行申请人郑先生的否认，“这三年期间，我去找过她多次，她一个人租住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这钱是哪来的呢？”

　　失去了周围人的信任，赤女士的生活空间被严重压缩。赤女士说，她最近一两年身体越来越差，急需回日本做手术。

　　去年12月，赤女士主动联系法院和郑先生，称自己从朋友处筹得部分钱款，于是，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和解，最终，赤女士给付郑先生7万元。

　　对于这结果，赤女士表示“尊重法律，不想客死他乡”，郑先生则有点无奈，他说，“能还7万就不错了，实在拖不下去了。”

　　法官

　　老赖名单不赖

　　但是效果有限

　　根据去年7月全国法院执行信息化建设现场会公布的信息，超过20%的失信被执行人迫于压力主动履行义务。据杨潇法官介绍，以大兴法院为例，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起到一定效果，但有限”。

　　杨潇说，以限制高消费为例，对于普通人，这一点的惩戒效果就会打折扣，“但如果被执行人不出国、不坐火车卧铺、不坐飞机，黑名单就对他没有什么威慑力。”

　　以此案为例，限制高消费的措施对赤女士惩戒有效，真正起作用的是限制离境的措施。

　　另外，据记者了解，就算被列入了黑名单的失信被执行人也会寻得这一制度漏洞。去年9月，大兴法院就曾遇到一例入了黑名单的“老赖”仍可买机票、坐飞机的例子。

　　“加大有针对性的惩戒措施，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才会起到更大的效果。”杨潇说。

　　本报记者 张宇 J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