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教育知识传播激励计划优秀案例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5-10-22 施一公
常常有学生和朋友问我:这辈子你崇拜过谁?我过去48年唯一崇拜的人是我的父亲。在我的生命中,父亲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父亲希望我一心为公
1935年1月5日,父亲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出生后18天,他的母亲杨琳就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为了纪念奶奶,爷爷给父亲起名施怀琳。
父亲和母亲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1967年5月5日,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上面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文革”期间出生的孩子,名字大多带有时代色彩,叫文革、卫东的很多。父亲希望我有一个响亮一点又不太落俗套的名字,想了又想,最后取意一心为公,以“一公”作为我的名字。父亲赋予这个名字中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关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选择。
1969年10月底,我们跟随父母下放到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大队小郭庄。后来母亲告诉我,我们家下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走资派爷爷的牵连和影响,“文革”期间爷爷在“四人帮”的监狱里被关押折磨了整整四年半。我们一早离开郑州,辗转到达两百公里开外的小郭庄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当地村西头上的一个牛棚,成为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第一个家。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父亲认为我们会一辈子生活在小郭庄、不会再有机会回到郑州,所以特别认真地干农活。每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床捡拾牛粪用于农田施肥,白天则到地里田间向乡亲们学习各种农活。父亲很聪明,不仅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各种农活技能,还学会了一边撑船一边在河里撒网打鱼。
记忆中的父亲特别能干,我甚至觉得他无所不能。为了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父亲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牛棚装修一新,还隔出好几个小房间。父亲是位很好的理发师,到清华大学上学以前的18年间,我从没有去过理发店,总是父亲给我理发,哥哥、姐姐和妈妈也靠父亲。父亲还是个很出色的裁缝,一直到小学毕业,我几乎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大多数是继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哥哥姐姐的衣裤和我过年时偶尔惊喜获得的新衣服,都是父亲亲手裁剪、缝纫的。
除了剪发和裁衣,父亲还有一手好木工手艺,会打造很美观实用的家具,20世纪70年代我们家里用的床、柜子、桌子、椅子,大部分都是父亲亲手制作的,有些家具现在仍在使用。1970年以后,父亲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和物理,他讲课认真而又生动,颇受学生喜爱。后来进了城,父亲又在当地的镇机械厂带领技术人员进行硬质合金的技术革新。1977年恢复高考,他辅导表姐、表哥、大姐复习数理化,给他们讲解方程式、热力学,X、Y、Z……我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但感觉科学真酷。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给了我非常大的影响。
父亲叮嘱我要戒骄戒躁
父亲一生大度宽厚、助人为乐。到小郭庄后不久,父亲就成了全村90多口人的义务理发师,一年四季常常有老乡请父亲理发,逢年过节则排队到我们家门口理发,而父亲从来都是来者不拒。我们家带到小郭庄的最珍贵的大件,是一台半新的上海牌缝纫机,这台缝纫机在当地马上出了名。父亲用它不仅制作我们全家的衣裤,还帮助全村的乡亲做衣服。春节前一个月,村里的乡亲大多会到镇里百货店撕上几尺布料,回来请我父亲量体裁剪,大姐和母亲也会帮忙缝纫,我几乎天天都是在缝纫机踩踏旋转的规律节奏声中入睡的。
后来大姐告诉我,父亲每年春节前都会义务为乡亲们裁剪、制作近百件衣裤。乡亲们为了感谢我们家的帮助,常常从自己家里拿来红薯干、豌豆角等土产,我父母则还以一些白面细粮。久而久之,父亲不仅在村里,而且在大队和公社都开始享有名气,很受乡亲们尊重。大家有事情、有矛盾时会来找父亲商量调解,甚至邻村乡亲结婚都会请父亲参加,以增添分量。
刚到小郭庄时,那里还没有通电,村民们也舍不得点蜡烛和煤油灯,晚上整个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尔汪汪叫上两声。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父亲带着大姐和几个乡亲,买来电线、瓷瓶,竖起一个个用树干削制而成的电线杆,把电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小郭庄成为远近十多个村庄中第一个通电的,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1972年夏天,父亲工作调动到驻马店地区工业局,我们也举家搬迁到驻马店镇。离开那天,邻里乡亲几乎全村出动来送行,难舍难分。37年之后,我携妻子儿女陪同母亲和两个姐姐重回小郭庄,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出来问长问短,一再邀请我们住几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消息后,纷纷向母亲表达感激、思念之情。乡亲的深厚情谊让老母亲眼眶润湿,让我感动不已。
父亲的言行举止对我影响非常大。他很幽默,在家里常常给我们讲讲笑话、开开玩笑;很豪爽,待人宽厚,做事情很大气,从不斤斤计较;很开朗、很有范儿,在驻马店镇生活的那几年里,父亲常常骑车带我出去,一边骑车一边吟唱样板戏选段,其中《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里的几段,我都是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听会的。2014年底,新版的《智取威虎山》上映,我马上想起父亲,立即去电影院里回味了精彩的剧情,也更加怀念我亲爱的父亲。
不知不觉中,父亲成了我的偶像,我做事总想得到他的夸奖。父亲对我既慈祥又要求严格,他很少批评我,但也很少表扬我,即使对于我获得1984年全国高中生数学联赛河南赛区第一名这样的荣誉,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赞扬两句,并叮嘱我要看到不足、戒骄戒躁。父亲的厨艺极佳,逢年过节就掌勺炒出一盘盘可口的菜肴。1985年我被保送清华大学后,父亲很高兴,亲自下厨做了一桌美味庆祝。他总是希望我能够做得再好一点,不能知足常乐,而我也一直为了不让父亲失望而努力学习和进取。直到现在,我做每一件大事,总想要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从小到大,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我父亲,而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28年前的一天。
父亲教给我大爱和担当
1987年9月21日,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昏迷的父亲送到医院的时候,他的血压和心跳等生命体征都还正常。但是,医院急救室的医生告诉肇事司机:必须先交付500元押金才能救人。四个半小时之后,待司机筹了500元钱回来,父亲已经测不出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我最敬爱的父亲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救治,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也再没有睁开眼睛看他儿子一眼,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事故对还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我打击太大了,我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自己的世界倾覆、价值观崩溃了。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常常夜不能寐,凌晨三四点独自跑到空旷的圆明园内抒发心中的悲愤。直到今天,夜深人静时我还常常会想起亲爱的父亲,还会抑制不住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当时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那位见死不救的医生:医护人员的天职不是救死扶伤吗?为什么见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亲?!
但是,我后来逐渐想通了:这样的悲剧不止我一个家庭。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这样生离死别的人为悲剧。父亲活着的时候,总在不遗余力地帮助邻里乡亲和周围的人,以自己的善良和付出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和关爱。子承父志,如果我真的有抱负、真的敢担当,那就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我开始反思,也开始成熟。
其实,直到父亲意外去世,我一直都非常幸运。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中学、大学更是如此,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缺乏像父亲一样的胸怀和回报之心。父亲去世后,我真正开始懂事了,我发誓要照顾好我的母亲,回报从小到大爱护、关心我的老师和父老乡亲们,用自己的力量让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种心情跟随我在国外漂泊了十八个春秋。
我回到清华大学后,总有些人在揣度我的回国动机。我不止一次告诉大家我的真心话: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有理想、敢担当的年轻人,在他们可塑性还较高的时候去影响他们,希望清华的学生在增强专业素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从内心深处清楚而坚定地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和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载起中华民族的强国重任!
2015年1月5日,是我父亲的80岁冥寿。那天我恰好在杭州——父亲的出生地——开会。一天忙碌之后,我回到房间,想起父亲,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只能给父亲的在天之灵写信:“爸爸,您走得太早了、太急了,都没能赶上一天好日子,也没能叮嘱儿子一句话;28年来,儿子拼命努力,只怕辜负了您的期望。”
我深深地怀念父亲,也希望自己能有父亲那样的大爱和情怀。父亲的吟唱似乎就在我耳边: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作者系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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