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员从枪榴弹下救了我

      “我是幸运的。前半生是红色的，后半生是绿色的。红色，是在革命的熔炉里淬炼成钢；绿色，是在新中国的林业战线上崭露锋芒。”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绿色时报》记者独家采访了抗日老战士、新中国林业战线上的老前辈、92岁高龄的谢挺老人。追忆火热的战争年代，回顾往昔，性格平和朴实的谢挺老人难掩心潮澎湃。从一个战乱时代父母双亡、孤苦无依的孤儿，成长为民族独立、解放事业道路上的钢铁战士，又在新中国和平年代的绿色征途上披荆斩棘，用谢挺的话说：“没有共产党，哪有我啊。”
　　

　　                                                                  参加林业工作后留影　　谢挺 供图
　　
　　一个孤儿走进抗日队伍
　　
　　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从部队战士，到林业工作者。“没有共产党、没有那些革命引路人，我可能早就死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炮弹下了。”回忆起自己的一生，谢挺感慨万分。
　　
　　谢挺出生在河南省西华县，童年时，父亲死得很早，母亲带着他改嫁。谢挺13岁时，母亲也去世了，继父大病一场，相继离世。小小年纪的谢挺，只得投奔舅舅家，然而舅舅家乡发大水，谢挺只得又跑了出来。
　　
　　那一年，西华县正在招兵，“是共产党在招兵，家里的熟人看我孤苦一人，就把我介绍了过去。”就这样，14岁的谢挺参加了部队，扛起了枪。
　　
　　“1938年初，那里还没有沦陷，编制了属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自卫队，有4个支队，一个支队1000多人。”谢挺说，“我参加的是西华县第三区游击队，也叫抗日青年先锋队。后来部队整顿，我进了二支队二营四连，深入敌后打游击。”
　　
　　1939年，这支队伍成为新四军六支队的一股力量，扎营在安徽省蒙城县一带。“我们二中队有两个团，相当于一个旅，还有一个炮兵连，有两架迫击炮。”每一个细节，谢老今天都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在二中队四团二营四连，上级任命我做通讯员。通讯员做什么呢？就是传达指令––指导员、连长有啥事，我就往各连各班传达；有时往营里送信。战斗时，哪个排上哪去，我都得送通知。”
　　
　　这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年纪虽小但从军资历不短的谢挺身上。“我必须跑得很快，传达指令最多不能超过一分钟，否则我责任就大了。”说到这儿，谢老爽朗地笑了起来。
　　
　　打游击苦不苦？谢老说，苦是苦，但是和老乡们在一起，大家都很有干劲。“我的指导员张保全就是我老乡。他是贫农出身，战斗勇敢，有谋略，对战士也好。行军打仗，他晚上最晚休息，烧水给战士烫脚、挑泡。他是初中生，有文化，原来还干过地下党，讲话有道理，全连战士都佩服他。”谢老说，“讲政治课、发展党员、巩固部队、做思想工作，他就像我们的父母似的，生活上照顾我们，思想上关怀我们。”
　　
　　就这样，谢挺在部队“安了家”。
　　

　　                                                                            谢挺老人翻看着老照片，感怀过去 王怡径然 摄
　　
　　一个生命拯救另一个生命
　　
　　部队一到敌占区，每天不是打仗，就是行军转移，有时候一个晚上就要挪3个地方，但战士们仍满怀斗志，毫不松懈。
　　
　　谢挺所在师的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彭雪枫。1940年6月1日，彭雪枫师长组织部队开运动会。正准备开会，突然发现敌情，“当时情况非常危急，我们在村西头，日军从村东头进来了，我们刚发现敌情，对方枪就响了。”这是谢挺第一次正面遭遇敌人，然而这紧张的场面，却没有吓到年少的谢挺。“说实在话，我老早就想打鬼子，所以我也一点都不紧张，就想着狠狠打他们！”
　　
　　谢挺所在四连跑到离战场不到一里远的村庄进行阻击。刚进战壕，大家往外边一看，嚯，敌人六七辆汽车追了过来。“我们有两挺机枪，一个马克沁（重机枪），一个捷克式（轻机枪），一齐开火。这是面对面的激烈硬仗，打到最后，我们的轻机枪枪头都红了，子弹出膛就掉在地上。”
　　
　　敌人武器弹药充足，子弹像下雨一样，渐渐呈包围之势。“我们只得赶快撤退。指导员张保全让我赶快通知各班，看着战友都撤了，最后才带着我离开战壕。”
　　
　　“撤退过程中，敌人不敢追得太近，怕我们迂回抄底，和我们隔着500米左右的距离对峙。”子弹在耳边呼啸，瘦小的谢挺跟着指导员急速奔跑，慢一步就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他们不敢近战交锋，于是就用枪榴弹打我们。”
　　
　　枪榴弹，是挂配在枪管前方用枪和枪弹发射的一种超口径弹药，通俗讲，是挂在枪口的手榴弹，能射击较远的距离，又具有很强的爆破杀伤力。
　　
　　面对敌人猛烈的火力，谢挺和指导员只能趴在一个小芦苇塘子里隐蔽，然而他们刚躲好，敌人的枪榴弹就过来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指导员突然把我扑倒，用身体压住了我。然后我听到一声闷响，爆炸就发生了。”
　　
　　这一声闷响，像重锤一样猛击了谢挺的脑袋，他晕头转向爬起来，周围一切都变得模糊遥远。他想跑，却怎么也迈不开双腿，他想去扶起指导员，却怎么也挪不动指导员的身体。
　　
　　“枪榴弹正好落在指导员头上，他就这么牺牲了。”
　　
　　瘦小的谢挺甚至没有时间悲伤，“我抬不动指导员，只能把他的文件包拽出来。我不能停，只能往前跑。”
　　
　　谢挺一路跑着，他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都不再有神采。“一个老乡，参军前卖兰花豆的，我俩很熟悉，我看到他嘴被子弹贯穿，半个脸都被打烂了。”谢挺说，“我们100多人的连队，打到最后只有30多人了。”
　　
　　战争是什么，小小的谢挺还不能完全体会；但战争让他失去了什么，他是终生难忘了。
　　
　　“指导员牺牲后，我哭了两天。连里有的人害怕了，要回家，但我不回。指导员救了我，我就要用我的生命为党奉献。就是为了指导员，我也要留下来。”
　　
　　说到这，92岁的谢老红了眼眶。
　　
　　一次经历改变一生印记
　　
　　“这些都是我的真实经历，在我心里永生难忘。”谢老缓了缓，一字一句地说。
　　
　　“后来，我们团继续打仗，合并到新四军老二团，我继续当通讯员，继续打鬼子……1942年，部队送我去我上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谢老说，“我的生命是共产党给的，我所有学到的东西也都是共产党给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共产党给了我一切，我也要为共产党奉献一切。”
　　
　　1947年，谢挺来到华中野战军担任指导员，随后他护送部队伤员到东北，在组织的分配下，1948年，他进入林业系统工作。“那时候林业工作也很苦，我们连咸菜都吃不到，但我依旧觉得比战争时期好很多了，因为没有生死攸关的问题了。”
　　
　　就这样，经历过红色革命的谢挺，又投身到了祖国绿色事业中。1954年，谢挺先到林业部森林航空调查大队任副队长，同年10月4日回到北京，在林业部调查设计局担任办公室主任，后来又去了木材生产局、劳动工资司……“文革”以后，谢挺又到林业部种苗处工作，离休前，任林业部种子公司副经理。
　　
　　“现在我一拿到离休工资补贴，眼泪就下来了––没有共产党，没有那些在我成长路上帮助我、救我的好人，哪有我啊。”回望自己走过的路，谢老说，“共产党给了我这个旧社会孤儿一次新生，又带我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我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