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报]甘惜分：四十年无党籍的“党员”

■ 甘惜分口述　曾丙健整理

甘惜分教授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战斗中失去党籍，但始终以党员的标准自我要求。在没有党籍期间，他以马列理论为武器与“极左”斗争，以马列理论为指导传道授业，勤奋工作，努力奉献。

失去党籍

1943年，甘惜分老师所在的晋绥军区政治部，指示政策研究员每人带一个工作团（几个人）去一个分区作调查研究，甘惜分老师去的是绥蒙军区。因工作团其余四个人已先派出，所以甘老师带着一匹马和一个饲养员单独出发，经保德、河曲等黄河东岸县到达偏关县，当晚同绥蒙军区政治委员高克林同志整夜长谈。第二天，绥蒙军区派一个连护送他到前线司令部。甘老师对司令员姚喆说，我虽然是八路军，但没扛过枪、打过仗，只是拿笔杆子，想上前线看看。其实他的真实目的是亲自参加战斗。姚喆同意，并将甘老师安排到战斗力最强的步兵部队步兵二营，还吩咐步兵二营营长注意保护他的安全。

去后三四天，1943年5月14日中午，甘老师和步兵二营的战士们正在平鲁县东港村午睡，听见山上放哨的战士“啪”打了一枪。大家知道敌人来了，翻起来就上山，随后枪声越来越密集。甘惜分老师还未到山顶，营长下令“撤”，大家又掉头下山，甘老师也跟着下山。战士们跑得快，甘老师跟在后面进入一个山沟里，战士们一脚就上了土坎，但是甘老师没上去，而且马也跑得不知踪影。因为谈话记录在甘老师的包里，都是机密材料不能落入敌人手中，所以甘老师赶快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埋在地里。敌人一会儿就上来抓住甘老师。

这时候甘老师才发现，同时被俘的还有三四个战士。敌人押着他们回到据点井坪，第二天又转到了平鲁县。在押回的路上，甘老师想起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队伍的特点，是打散了还能逃回来。如果出卖党的机密、出卖同志以保全自己，这是叛徒。甘老师充分估计到当时敌占区没有人认识他，打定主意：既然已经把那些材料都埋起来了，一定要找个机会逃回来，如果敌人不杀我，要我做劳工，我也去，但我还是想千方百计逃回来！于是他跟同时被俘的几个人说：敌人如果问我的话，你们就说我刚刚来，对我什么都不了解，千万不要说我骑马来的。当然，甘惜分老师也确实刚刚到步兵二营，战士们还都不知道他姓什么。在平鲁县，日本侵略者开始审问。在审问中，甘老师说：我姓康，叫康有成，山西人。我是到前线来教战士认字的文化教员，别的不知道。后来日本侵略者又把他押到朔县，将他一个人关进黑监牢。

抗战后期，日本试图“以华治华”。1943年9月，敌人扫荡晋察冀边区，想利用甘惜分老师做一些事。从朔县到大同、又到广灵、灵丘，甘老师一直想逃跑，但被日本侵略者严格管制住，大小便都有人跟着。到了广灵县南关，敌人想利用甘老师看看物价情况和百姓反应。甘老师穿着一件破衣服，先是敷衍着，然后就装作很随便地问：“这里有八路军活动吗？”“有，一到晚上他们就到了城边。他们在城南，你看上山那条路，一到山顶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甘老师把所有的喜悦都藏在心里，回来向鬼子敷衍了几句后，仍去扫地、打水，使敌人认为他仅仅是个勤杂人员，胸无大志。那些负责监视的特务、汉奸每天晚上都出去妓院，很晚才回来，早晨起不来。9月24日（距离被俘4个多月），甘老师抓住机会，天刚蒙蒙亮，他起来拿个西红柿就朝着山上那条石板路奔去。跑到半山，天已大亮，山下打锣放枪，显然是敌人发现他逃跑了，在到处搜捕。甘老师抱着必死之心继续上山，终于跑到山上的小村子，那里是八路军游击区。

甘老师没有出卖党的机密，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给党造成任何损失，最后抓住机会冒着枪林弹雨逃出来，找到了部队。尽管不是他原来所在的部队，但他相信天下共产党都是一家。后来甘老师被送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那儿住了半年多。第二年（1944年）5月，他才回到了晋绥军区。同志们看到他还活着都大吃一惊，说：“你的包我们找回来了，就是你埋在战场土堆中的那一个包。”打开一看，一件都不少。这个包证明了甘老师在最危急的时候保存了党的机密。

后来组织上跟甘老师讲：“你刚回来，你的经过，组织一点不了解，党籍问题谈不上了。所以你就安安心心地在这儿接受审查吧，审查有结论的时候再恢复你的党籍。”此后四十年，甘老师一直没有党籍，尽管这些年中他有机会重新入党，也得到了批准，但又忽然被撤销党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指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于是中国人民大学奉上级命令，解决了甘老师的党籍问题，恢复1938年入党的党籍。

无党籍的“党员”

从1944年开始受审查到80年代初，甘惜分老师在这40年间一直没有“党籍”。但是，他坚信马克思建党学说，相信人类最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必将实现。他也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断指引自己思考、前进。

1960年，全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学校也不例外。学校新闻系参加运动的人都是一些年轻的教师和刚毕业的学生，也有部分老教师。他们开始没有批判甘惜分老师个人，而是批判一些所谓右倾思想。甘老师听后发现，这些青年师生不是以马克思主义批判右倾言论，而是以极左思潮来批判正确言论或批判并不错误的言论。于是，甘老师白天开会，晚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第二天作长篇发言反驳：你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你们是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你们就是那种人。就这样，甘老师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但是他坚信真理在手，无所畏惧。1961年春天，甘老师看到形势有变化，就给中央写信，请派一个工作组到中国人民大学来查他们是怎么批判修正主义的。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着工作组十几个人到人民大学，查了三四个月。最后中央认定，甘惜分老师的意见是正确的。

“文革”十年，甘老师再次被打倒，但是竟没有一张大字报为1960年他批极左思潮翻案。甘老师坚信自己没有东倒西歪，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

“文革”结束后，甘老师还曾公开质疑过毛泽东新闻思想。那是1979年，新中国成立三十年，甘老师在人民日报社大楼开会，与会的皆是首都新闻界专家。甘惜分老师在发言中提出，毛泽东一生关心新闻事业，大有建树，但也有错误的新闻观点。比如，1948年4月2日他与晋绥日报人员谈话有这样一段：“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但缺了一句，毛泽东不是精通辩证法吗？这句话应当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还在于把人民的意见、要求和批评等等集中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我们的工作。”这样才比较全面，把党性和人民性集中起来了。这个发言得到参会人员的赞成。据甘老师回忆，在所有讨论会中，他是第一个向毛泽东新闻思想提出质疑的。

甘惜分老师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尽管他长期没有党籍，但坚持以共产主义者自我要求。当他恢复党籍一事传开之后，他的朋友和学生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甘老师是一个非党员，因为他从言到行都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