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是如何改造旧中国的
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指出，中国革命有两重任务，一为民族解放，二为阶级解放和现代化。第一重任务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得以完成，第二重任务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如是观之，抗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同时存在于两重任务的进程之中。它不仅是一场反侵略战争，也是社会革命、政权建设和文化革新。只有全面地理解抗战，才能理解人民共和国的政权起源、国家性质和发展逻辑，才能勾连起抗战和新中国之间的历史连续性。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和战争后获得改造。”那么，抗战是如何改造旧中国的呢？
在8年全国性抗战中，中共领导的武装方面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万多人，伪军118万多人。相比这些扁平的数据，媒体更喜欢谈论山野密林、地道暗洞、青纱帐里种种游击战术，但媒体很少触及这些非常规军事手段的思想根源，即中共提出和实行的全民抗战的路线，广泛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与人民群众一道扎根乡土，将日寇包围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一系列实践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一盘散沙的局面，政权第一次具备了汲取基层资源和动员基层民众的能力。梁漱溟在《建国之路》中总结道：“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正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动员起广大农民，以高度的组织性、灵活的代表性和超强的行动力整合资源，最终完成了现代国家的转型。人民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国家才最终获得其现实性。
抗战期间，中共发展了19块敌后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敌后根据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形态。政治上，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并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为了让广大不识字的农民真正掌握政治，根据地采用了投票、画圈、划道、烧香窟窿、投豆子、分散投票、流动票箱等选举方法。秦晋民谣唱道：“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为此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里曾专门描述过晋中农民的豆选，认为这是比英美更彻底的普选。经济上，根据地适时调整战略减租减息，维护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延安大生产运动利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将劳动领域公共化，军民同生产，领导干部和普通百姓同劳动，不仅成功克服了物质匮乏，而且创造了延安时期的平等政治。改造二流子运动使劳动成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手段，劳动者获得了生存的尊严和希望。文化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新中国文艺的基本原则，新文艺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普通民众在“翻身”的同时“翻心”，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
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卡尔逊前往延安观察了解之后，对中共的态度发生巨变，就连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第三任组长威尔逊·彼得金这样的右翼分子，都对中共在基层做出的努力大加赞赏。斯诺的《西行漫记》将红色延安当作中华文明新的开端，拉提摩尔则将延安视作中国王道的延续。然而，连外国人都曾看到的事实，今日却被构陷得面目可憎。“灭人治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将抗战简化为人间惨剧或是“手撕鬼子”的纯粹暴力，对抗日民主根据地阶级解放、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有意识地抹杀和忽略，是当下抗战记忆中的第一重虚无。
一战以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极大转变：欧洲衰落、美国崛起、苏联诞生，新的全球秩序和全球视野兴起。中国在亚洲战场的顽强斗争拖住了日本的主要军力，使其不得北上和南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的世界格局。抗战的胜利打击了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为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创造了国际环境，切实地重建着世界秩序。日本历史学家舆那霸润在《中国化的日本》一书中将中国抗战比作下围棋，日本进攻则类似于下象棋，形象地揭示了中日两国战争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借助对世界格局情势的把握，中共才能在不平衡的地缘格局中寻找机会，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抹杀中国抗战的世界视野和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无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王道观和文明观，将之倒换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单纯的仇日情绪，自动放弃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无疑是对抗战的第二重虚无。
身着中国军装的美国“迪克西使团”
只谈民族解放而忽略阶级解放和社会革命，其实质是否认社会主义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只谈民族主义而不谈中国革命的世界视野和文明观念，势必会助长中国威胁论，巩固现有的霸权秩序。围绕抗战记忆展开的争夺，其本质是国家观和发展观的分歧。当我们看懂各种现实的政治力量是如何使历史“改道”，歪道和邪道便再也遮掩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