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面临历史大考 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

原标题：中国扶贫面临历史大考 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

　　全国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扶贫开发进入攻坚期

　　“中国式扶贫”面临历史大考

　　中国最穷困的人口生活得怎么样？

　　在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这个问题似乎游离于很多人特别是都市人的视野之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7.2%。

　　“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向全国全世界立下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军令状。

　　半年来，新华社派出9支调查小分队，分头前往中西部贫困地区，实地体察父老乡亲的生活状况。一方面，通过30多年的扶贫攻坚，农村贫困面大幅缩小，贫困被赶进了“角落”里。另一方面，今后的扶贫不得不去啃最硬的“骨头”。那些最穷的地方，也正是底子最薄弱、条件最恶劣、工程最艰巨的贫困堡垒。

　　一间屋，牛圈旁是“家”

　　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记者让眼睛适应一会儿，才逐渐看清了屋内情形：屋子分成两半，左侧是牛圈，杂草上散落着牛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右侧是人住的地方，借着手机光亮才能看到床铺——一块木板搭在4摞砖头上。屋中央，地面摆了3块砖，上头架锅，底下烧柴，这就是炉灶。没有一张桌子，连个板凳都没见到。土墙被多年的炊烟熏得一片漆黑。

　　这，就是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村民尔日书进的家。

　　锅里煮了些土豆，便是他一家5口的午餐，有的土豆已经发了芽。对他们来说，吃米饭和肉是一件奢侈的事。大米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分别是彝族过年、汉族春节及彝族火把节。

　　45岁的尔日书进左眼失明了。睁眼时，只见红红的一片。

　　三年前，他发现眼睛有问题，却没钱去县医院看。有新农合可以报销医药费，但要个人先垫资才能报账，他垫不起。看病还要路费、生活费，对他来说这是一笔大开销。他就一直拖着，直到无法医治。

　　墙上有两张奖给“优秀少先队员”的桔色奖状，获奖者是尔日书进14岁的大儿子。他家老二、老三都到了学龄，却没有上学，一脸懵懂地望着记者……

　　尔日书进的生活，是大凉山区贫困现状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扶贫工程一直在这片6万平方公里的高寒山区艰难推进。一些人利用政府的小额贷款、技能培训，开始跑运输、种花椒、搞养殖，或是外出打工，慢慢赚了钱。还有近50万人从危房搬进了四川省重点民生工程“彝家新寨”。

　　然而，在总人口近500万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绵延千百年的贫穷根深蒂固。

　　马依村有很多十来岁的孩子，三五成群地奔跑玩耍，似乎尽情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村支书吉克石都的话却让记者难以释怀：这个村目前适龄儿童没有读书的有上百人！

　　一碗饭，全村“轮着吃”

　　“家徒四壁”常用来形容贫穷。可在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巴平村兰金华的家里，连一面严格意义上的“墙壁”都没有。

　　他和母亲住的茅草房已有几十年历史，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缝隙里抹着些牛粪，寒风和光线从无数孔洞透进来。

　　在集中连片贫困带，经过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持续努力，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但记者看到，有些极贫户，衣食住行仍样样令人心酸。

　　安徽金寨县燕子河镇毛河村余大庆家，土房外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洞，是野蜂做的窝，每到春天野蜂就飞进飞出。墙根还有山老鼠打的大洞。几年前一场大雨，土房垮了两间。

　　贵州武陵山区沿河县思渠镇有个村子名叫“一口刀”，就是“建在刀背上”的意思。全村34户，只有1.5亩水田。各家只好轮流耕种，轮不上的就在贫瘠的旱地种点玉米。就是说，一碗饭全村轮着吃，轮一圈要几十年。记者去采访时，已经轮了十多户。

　　这次采访，记者未能到达最偏僻的贫困地区。在四川凉山，去最远的贫困村，从公路尽头出发，还要骑马走上三天，还得不下雨才行。而即使能够通车的地方，行路之难也常令人望而生畏。

　　去年，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79公里山间公路改建完成，耗资7.76亿元。其中，仅打通一条6.68公里长的隧道，就花了约3.7亿元。照此计算，要全部修通偏远山区的通村、通组公路，所需投入将是天文数字。

　　一群孩子，有学“上不起”

　　教育缺失成为一些困难群体脱贫的深层障碍。

　　甘肃东乡受教育人数呈“宝塔式”递减：一些小学一年级有50个学生，到五年级就只剩下5个。东乡县有个村庄500多人，至今没有出过一名高中生。

　　孩子初中甚至小学便辍学的现象在贫困山区并不少见，一些家长很早就带着子女外出务工。对于那些最穷的家庭来说，上学本身就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大开销。

　　在广西都安县隆福乡葛家村，记者看见一对小兄妹，穿着沾满泥垢的棉衣、凉鞋，背着装满牛粪的背篓，弓着腰，一步步向山坳走去。背篓里的牛粪超过40斤。

　　跟着他们去家里，他们的父亲正在为孩子读书发愁：“学费不收了，还有书本费、杂费和生活费呢？”

　　他家还有个初中生，每周从乡中学往返就要车费40元。不坐车，就只能步行几个小时山路，包括爬过陡峭的悬崖。

　　“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确已在大部分农村变成现实。但是，教育设施落后、师资缺乏，仍是贫困地区的共同难题。

　　声音

　　扶贫：

　　从粗放“漫灌”

　　走向精细“滴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战略成效显著，走出一条广受世界赞誉的“中国式扶贫”道路，从1978年到2014年，累计减贫逾7亿人。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节点不断迫近，“中国式扶贫”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历史大考。从当前贫困形势看，“多、广、深”的贫困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逐年递减，与过去相比，同样的投入、同样的方法难以取得应有的“产出”。专家认为，“中国式扶贫”有必要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适应新形势的扶贫之路。

　　——从粗放“漫灌”到精细“滴灌”。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没有劳动能力，有的缺乏启动资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从各部门“单打独斗”到“握拳出击”。“每年各行各业的扶贫资金不少，但我们以往条条管理的方式，使得钱到了地方比较分散。就像烧水，总是在五六十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坦言，“要想烧开，必须加火，把全部资源集中起来。”

　　——从政府“一己之力”到全社会“共同面对”。从去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介绍，“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

　　——从“可有可无”到“硬性考核”。“以前地方上政绩考核多以GDP论英雄，扶贫工作干得好没奖励，干得不好也没有处罚。”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说，随着各地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成为考核“硬指标”，扶贫开发将从“可有可无”转为“主要工作”。

　　专家同时认为，对贫困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更深刻的认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汪三贵表示，“比较现实的目标是，到2020年，目前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都达到贫困线以上，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