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妈妈校长”钢铁心
通常来说，在学生心目中威望高的校长，心理治愈能力也特别强。成仿吾就是如此。
1941年8、9月间，日军集中七万兵力向晋察冀边区腹地“扫荡”，华北联合大学化整为零，师生分散住在小山村里。校长成仿吾骑着马到各个村庄去看望教师和学生，有的点只有一两个人，他也要走到，给大家发银元。有的学生见到成仿吾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顷刻间像看见亲人一样痛哭起来。
这样的心理治愈力，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和学生真正打成一片。成仿吾全身心投入共产党的教育事业，是在他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后。他最早是陕北公学的校长，不仅重视言教，还重视身教，他说：“新来的青年学生往往就是从干部的作风和一言一行来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陕公实行军事化管理，他以身作则，每天早晨起床号吹过后，用20分钟时间起床、洗漱、整理内务，然后和学员一样准时到达操场跑步半小时。几乎每天夜晚，他都要到学员宿舍查夜，还和学员一起天天吃小米饭，连小米锅巴都要分着吃光。敌机空袭延安，成仿吾总是指挥学员疏散完毕后，才进入防空洞。这样的老干部，很容易让那些离家万里的青年学生产生心理依赖感。后来一位女同学送给成仿吾一张纸条，上写道：“你是我们的妈妈！”于是，“妈妈校长”的称号不胫而走。
他这样的办学风格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他开始主持山东大学工作。对学校的秩序和卫生面貌等等，都了如指掌，甚至可以举出某位教师在课堂上抽烟，某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某一科研项目因资料相互保密进度迟缓，某系学生学习负担太重不参加课外活动，某图书阅览室照明不足影响视力等这样的细节。他到了宿舍，总要看看同学的床铺，问寒问暖，到食堂总要尝尝饭菜，品评伙食质量。学生们给出了和那位延安女学生相似的评价：“成校长对我们生活上的关怀如同慈母，对我们学习上的要求又是严师。”
其实对成仿吾来说，能获得学生这样的认可，并不容易。他的人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段。参加革命前，他是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创始人，和郭沫若、郁达夫并称为“三驾马车”。他的文学批评火力猛，弹药足，用郭沫若的话说，他是一阵“黑旋风”，是李逵；按现在的话说，他是典型的“毒舌”。文坛各位有名的人物，只要不是创造社的，几乎都难逃他的“扫射”。火力最猛时，连鲁迅都招架不住。鲁迅有段时间极度反感成仿吾，反感到什么程度？成仿吾曾把鲁迅的《呐喊》批得一无是处，只说里面的《不周山》还算佳作。鲁迅闻言，再版《呐喊》时，独独把《不周山》删掉。成仿吾还有过“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观点，嘲讽鲁迅的“闲暇”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鲁迅便把新出版的杂文集命名为《三闲集》，并在《序言》里直言不讳，“以射仿吾”。
但是他参加革命后，转变极为彻底。长征中，他是唯一一位带着教授头衔的，但是别人回忆起他，没有一个人能把他的扮相和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老红军杨定华说成仿吾那时的装扮是“破旧的棉军衣，斜挎干粮袋，手持着一枝手杖”，完全是普通的战士形象。作家丁玲初赴延安，见成仿吾之前，凭借对创造社时期他的文字和事迹的了解，认为他是个风度翩翩的潇洒文人，谁知一见之下，才发现成仿吾是“一个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普通人，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干部、红军战士、正派憨厚的共产党员”。丁玲还为此颇为自责，反思“为什么我单单忽略了他是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干部，是一个正派憨厚的共产党员呢？”
万变不离其宗。成仿吾外表不管怎么变，内心救国救民的坚定意志始终未变，这才是他最终能被党史评价为“由‘文学人’转型为‘革命人’的典型”之根本所在。他加入创造社，本意是想以文学改造社会，后来发现难以实现，便投身革命。这一投身，就虽九死其犹未悔。成仿吾在长征途中无数次绝处逢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险遭不测，曾被打断两根肋骨。但看着“四人帮”颠倒历史，他又愤然著史，以一部《长征回忆录》正人视听。他去世前，有人问他：“你一生中什么时候最困难？那时你是否有信心？”他回答说：“如果说困难，那就算长征和‘文化大革命’吧！但，那时的我仍有信心。”
所以鲁迅后来能和成仿吾“把咖啡言欢”。1933年成仿吾受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等人委托，急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反映张国焘的“左”倾错误，便是通过鲁迅接上的头。借内山完造安排，两人在一家咖啡馆见面。这次会见，两人不仅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且事后鲁迅还在许广平面前对成仿吾大加赞赏，说“今天见到了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
真正的革命者之间，永远不存在真正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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