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理学走进老胡同 老小孩怎么哄

人的需求层次、生命成长、社会认知……

　　如果只听到这些词汇，你可能很难相信，说出心理学术语的是一群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你也许更难想象，他们会将这些知识用于何处。

　　而在大栅栏街道石头社区，这些人带着心理学知识走进了老胡同，与社区居住的老人们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定期入户

　　聊天不能总是“今儿吃什么”

　　珠市口西大街路北，刘淑英老人的家紧邻街面，虽然房屋的外立面有过整饬的痕迹，但木质的窗棂、斑驳的内墙与四米开外的房高，让熟悉北京的人一看，就能找到几十年前老城区的味道。

　　刘淑英所住的房屋陈设也颇为陈旧，若以许多年轻人的眼光，可谓有些破落。她与79岁的老伴一同生活在这里，与其他老人不同的是，他们一辈子无儿无女，是社区中的“绝对空巢”老人。

　　不过这些似乎都没有影响刘淑英的心情，虽然已经75岁，身形瘦小的她仍然行动敏捷，还将小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摆上水果、热茶迎接来客，每说几句话，她就会开心地笑：“我没有孩子，所以我没有长大，永远都年轻。”

　　能有如此心境，与“社区助老队”的来访不无关系——几乎每个星期四，石头社区助老队第四组的成员，都会来到刘淑英家与她聚会，如今已持续了四年多。

　　石头社区的助老队成立于2010年6月，所谓“助老队”，其成员实际也是中老年人，从最初成立时的26名成员发展到如今50余名队员，助老队的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年龄最大的成员已有68岁。

　　“她们本来也该享清福了，还来帮助我，真是太辛苦了。”眼前的刘淑英脸上写满了快乐。在大栅栏街道石头社区，像她一样的空巢老人共有67户、83人，其中一半都是无子女或失去子女的“绝对空巢”老人，除此之外，社区60岁以上老人也已经超过600名。

　　正是在此背景下，社区成立了助老队，最开始的成员，是一水儿的“大妈”。

　　“助老队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陪老人，给老人一种精神的慰藉。”助老队总队长杨淑香介绍，50余人的助老队被分为5组，与老人结成“对子”定期入户探访。

　　虽然都是擅长拉家常的热心大妈，但入户次数多了，聊天也成为问题，“你不能总是进门就跟人家聊今儿吃什么”。

　　于是学政策、懂法律成了助老队队员的必修课，原本都是抱孙子年龄的大妈们，开始考上了“家庭保健证”，学起了法律常识：“老人有时候很关心政策，一问你都不知道，那还能聊得下去吗？”

　　设计游戏

　　“我觉得我一哭，你们就能多待会”

　　让助老队队员没有想到的是，聊天久了，同样会出现问题。

　　“有些老人平时没有依靠，会对人产生过度的依赖，甚至留着问题等你来解决。”杨淑香回忆，有些老人留着家中的垃圾不倒，专等助老队员入户来帮着倒，更有老人一见助老队员就哭，问其原因才会说：“我觉得我一哭，你们就能多待会。”

　　与此同时，助老队员们也有自己的苦恼——有些人老伴身体不好，有些人还要照顾孙子孙女，总是听老人说伤心事，队员们的心理也难受起来。

　　“看到这种情况，社区决定请专业的心理专家来帮忙。”2013年，石头社区书记李晓惠请来了专业的心理专家，开始为队员上课，而最开始的课程，实际只是做游戏。

　　做游戏的目的，是为了用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助老队员了解更多的心理常识——生命成长、乐龄族这些概念，开始为队员们所熟知。

　　为了更了解老人的心理问题，心理专家也开始随着助老队员入户工作。

　　“进入老人家之前，我们的认识也有问题。” 北京见意博心理咨询中心心理专家康博峰还记得刚来助老队讲课的情形，“一开始我们分析老人的问题，队员听了都不信，说我们分析的不对，直到入户一看，还真不对。”

　　2014年初，康博峰跟随队员们进入一位78岁的老人家中，发现老人正在“缝抹布”——破旧的抹布被老人裁切成小方块，再一块块地缝接在一起挂在屋中。

　　老人的举动，让康博峰等人也摸不到头脑，但老人却觉得很正常：“我一个人生活确实没什么事做，吃饭很简单，看电视时间长了眼睛又受不了，这些碎抹布放在这里，时间长了要是觉得没用就扔了，如果缝在一起还能接着用，反正也没事做就干点针线活。”说着，老人笑了。

　　老人的笑容让康博峰有些心酸，“哪怕只是一块小小的抹布，对于老人来讲这个变废为宝的过程，恰恰证明了她还有能力在生活中创造财富。”在他看来，脱离社会的老人，恰恰缺乏这种“自己还能创造财富”的认同感。

　　“老人的需要其实很简单，就是别人的认同。”为了让社区的老人能够得到更多精神慰藉，每个月社区都会邀请十名老人聚会，助老队员们为老人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游戏，比如剪纸、手工艺制作等。看起来简单的游戏，实际则有心理学的意义在其中：“在这些游戏中，老人们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同时老人的主体性被激发出来，心态自然就好了。”工作人员宋乃希表示，团体游戏活动的过程中，老人彼此产生了情感联接，与助老队员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并且从游戏中获得了成就感和价值感，这一切恰恰可以构成老人幸福的基础。

　　倾听回忆

　　“一个小时过去了，刚讲到1961年”

　　重温回忆，也是老人最爱的话题，但在外人看来，这却是老人的“絮絮叨叨”。

　　一次入户，助老队员们还没坐下，就被老人拦住。身患糖尿病多年的老人拉住康博峰，刻意指着椅子，说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坐过，用手纸擦拭完板凳，还不时让队员们看纸上的灰尘。

　　“老人激动地讲述从前的经历，从自己十几岁讲起，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刚讲到1961年。”通过老人让队员们看椅子的举动，康博峰感受到老人希望留住大家的心情，但入户时间有限，康博峰等人只能离开：“临走之前我们对老人说，今天您讲到了1961年，希望下次能够继续听您的故事。老人有些调皮地说‘下次我就不记得了’。”

　　“对于每一个老年人来说，回忆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2014年9月，北京市曾传出将为社区居民建立心理档案的消息，在康博峰看来，给老人制作回忆录恰恰就是建立“心理档案”，“回忆的过程其实是老人释放的最好办法，老人也在用表达的方式进行自我疗愈，然而对于倾听者来说，这份信任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同样是无价之宝。”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被看到’的需要，被人关注、被人理解，会让我们感觉到幸福。老人就更是如此，从退休开始，到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身边的人渐渐远离我们，曾经的成就不再属于我们，熟悉的环境早已不再熟悉。随之而来的是渐渐地疏远，生活圈子的缩小。” 一顿饭、一个电话、一句慰问、甚至一个眼神，对于老人来说都变得重要，工作人员宋乃希坦言，社区助老队的任务，实际就是支撑老人们特殊的生活圈子，“就像另外一个社会，老人相互支撑，彼此关心，形成了老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支持系统。”

　　当然，构建社会支持系统，光有心理学的知识还不够。随队员们入户的心理专家们，有时还要倚靠大妈们的“情商”。

　　例如老人之间的争宠吃醋——石头社区都是大杂院，许多被扶助的老人都是门对门的邻居，助老队员先去了对门，都可能成为老人生气的原因。

　　“有的老人就趴门缝看你先去了对面，等你一进家门，就会问你，‘刚才为什么先去他家？’。”

　　这不是心理学能解决的问题，但助老队员们一句话就能解决了，“我们大姐会说，‘后过来我不是能多跟您聊会儿么……’你看这水平多高。”

　　发展障碍

　　成立四年多，还没拿到“注册社会团体”的名分

　　在老人心理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助老队员同样得到了帮助。

　　“我现在先助老，等我过几年助不动了，他们也会帮助我。看到我们现在的状态，我就不会为我将来怎么办而着急。”助老队中年纪最大的队员李贺民，今年已有68岁，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并不认为自己是“老人”，平时胡同里有同龄人招呼她唠家常，她都不愿停下脚步，“我想我还有正事呢，还没到整天坐门口聊天的年纪呢。”

　　“对于老人来说，在助老队的工作也是一种投资，是一种心灵基金，同时也是一种爱的传递与传承。”由小老（人）帮老老（人），在康博峰看来是社会支持系统建立内循环的方式：“刚退休的老人需要一个平台实现自我价值，岁数大的老人能够得到帮助，而看到这一切的年轻人，也会对社区产生认同。”

　　实际上，有些任务也必须由“助老队”来做。

　　“社区老人的问题，光靠社区工作人员很难管理到位，以你的身份去推谁家门，人家不得跟你翻车？”石头社区书记李晓惠坦言，助老队员几乎都是本社区居民，既有“地缘”、又有“人缘”优势：“一开始有的老人见到助老队锁门就走，现在都欣然接受，有的老人有子女照顾，仍然愿意住在我们这胡同里，因为去了高楼，子女一上班他还是谁都不认识，但在我们这里就不一样。”

　　即便如此，助老队仍有难处——成立四年多，人数翻了一番，服务人次数以万计，至今却没有拿到一个“注册社会团体”的名分。如今五十多人的队伍，仅靠社区助老主任邓舒一人带动，其余队员皆是义务服务。

　　“按照规定，注册社会团体需要专职人员和经费，但助老队都是义务服务，连心理咨询团队都是自己贴钱在帮助我们，不可能满足这个门槛。”李晓惠表示，助老队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制度门槛仍然很高：“就算社区可以为助老队提供注册资金，但专职人员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而成为“有名分”的社会组织，对于助老队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我们想要发展，就需要更多专业人士来帮忙，需要更多的人认识到，社区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