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腾霄： 风雨百年，道德无声
2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副校长张腾霄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享年102岁。生前，他立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不送八宝山”。他重病住院甚至最后离世，家人都没有告知学校，生怕给学校添麻烦。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近日，张腾霄的同事、学生齐聚一堂，深切缅怀这位从战火中走来，为共和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百岁老人。
张腾霄1915年生于河南洛阳。“七七事变”爆发，他奔赴陕北革命根据地，23岁入党。他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承担教学、行政等多项工作。
1950年，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张腾霄积极协助筹建，历任教务部副部长、研究部副部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两度担任人大哲学系主任，1983年成为人大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
“人民大学走过80年风雨历程，张老是一个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说，张腾霄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从上世纪50年代创建哲学系，到上世纪70年代为复兴哲学系奔走，张腾霄是人大哲学学科起步和发展的见证者和奠基者。
1978年，人大复校，百废待兴。张腾霄担任校领导后，立即着手学校重建。“复校工作非常艰难，什么都没有，他表态‘愿意当个后勤部长’，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与张腾霄共事多年的原人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傅西路说。
当时，学校有四五个学生食堂，较远的距离宿舍1公里多。有些学生觉得吃饭太远费时间，就饿着肚子去上课。校党委决定在学生宿舍附近建一座大食堂，可是在请施工队时遇到困难。张腾霄四处奔走，终于请到一支技术水平较高的建筑队。他常常骑着自行车到工地，与施工工人交谈，查看工程进度。
“张腾霄既是我的领导、老师，又是我的老大哥、朋友，对学生非常照顾，对年轻人也很提携，我对他充满怀念。”著名哲学家陈先达说。
人大原党委书记马绍孟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他们全家人还挤在学校分配的13平方米的筒子楼里，因空间局促，他晚上不得不睡地板。张腾霄得知后对他说，学校房子紧张，“你可以先到我家暂住，我们继续想办法”。马绍孟听后“心里暖暖的”，此后没多久，学校就给他增加一间房。还有一位留校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得了肝炎，张腾霄让他到自己家里养病，并请保姆照顾他。
在教学工作中，张腾霄特别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没有本领，没有业务，光喊为人民服务，是空的。”他要求教师们提高业务、苦读书、讲好课，写有见解的论文著作，还直言“如果不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淘汰”。
人大哲学系56级本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社长郑文林回忆，那时晚上集体宿舍灯火通明，大家都在苦读。在这样的环境下，方立天、张立文等年轻教师后来成长为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人物。
“那时他带着我们读马克思早期著作，边读边译，还要写读书心得，礼拜天在他家里读，这样读了一年多。”哲学系56级本科生、中宣部理论局原局长靳辉明说。1985年，张腾霄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专心教育研究，协助编写《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该书出版后，被认为填补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空白。
工作生活中的自律自觉
局促的老房子里，一把用塑料绳加固的旧躺椅上，身着中山装、脚踩黑布鞋的张腾霄深情地说起学校发展……这样的画面至今仍浮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天权的脑海。
上世纪80年代初，人大建成十几幢宿舍楼，不少教职工搬进新居。张腾霄住在校外，一家三世同堂，居住条件拥挤。学校几次为他安排住房，他总拒绝，“先让住房更困难的同志们住，我再等等”。
张腾霄任人大党委书记后，本可享受副部级待遇，但他多次拒绝填表申请;到外地参加一次全国会议，看到安排住宿的房间很大，无论如何也不住，摇着头说“不像话”。他去世后的第10天，其家人就主动办理学校周转房的退房手续。
“他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傅西路感慨良深。张腾霄直至病重昏迷时，依然惦记着学校。“父亲对人大、对人大哲学系有很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爱到骨子里的感情，是发自心底的爱。”张腾霄的儿子张进京说。（半月谈记者 魏梦佳 实习生 郑逢燕）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