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谈两代人的敦煌情

来源：大公报 2015-3-5 周婉京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曾在《大公报》连载七篇题为《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的文章，为维持敦煌研究所的工作摇旗吶喊。六十七年后，常书鸿之女、著名工艺美术设计家常沙娜，藉正于深圳举办的“花开敦煌│常沙娜图案研究与应用展”南行来港，与《大公报》再续前缘。在常老的轻声慢语中，她将八十余载的前尘往事如手卷画轴般舒展开来。道不尽的是，常门两代人与敦煌艺术休戚与共的传奇人生。

　　八十四岁的常沙娜，身上有一种祥和与静谧的气质，语速慢慢的，故事在她的口中，总是娓娓道来。

　　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六年，常书鸿留法学习绘画，其妻陈芝秀也在法国学习雕塑。常沙娜在法国里昂出生，名字也有其父母留洋时生活的那种浪漫。常沙娜说：“我的名字是个法语单词，La Saone（音同中文的“沙娜”）是里昂的一条河，父亲的挚友吕斯百、马光璇夫妇（画家）、王临乙、王合内夫妇（雕塑家）给我起的。”

　　谈及父亲常书鸿与敦煌的情缘，常沙娜说难以一言蔽之，最早要追溯到常书鸿在巴黎塞纳-马恩省河畔的书摊上见到伯希和（Pelliot）的《敦煌图录》。“他（常书鸿）翻看了好一会儿，问摊主多少钱，他买不起，但又十分喜欢，就有些犹豫。摊主告诉他在吉美博物馆这些馆藏都有得看，他听后马上就去了，看完就被敦煌艺术彻底吸引。总是想?快点回国，去敦煌。”

　　“说来容易，可是怎么去敦煌呢？”常沙娜莞尔一笑，问道。

　　一九三六年，常书鸿放弃在法国优越的生活，只身回国，回来后未能直接到敦煌，而是先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一九三七年，常沙娜随母亲回国，旅途中正逢国内发生“七七事变”。刚满六岁、一句中文不会讲的常沙娜，面对逃难的洪流感到不知所措。

　　“我们一家随北平艺专停停走走，一路迁校至‘大后方’，可以说是饱经风霜。父亲为了校址的事情不能整日照顾我们，我和母亲几次都险些丧生在日军大轰炸中。最后好不容易来到‘陪都’重庆，在凤凰山的磁器口刚安顿下，但父亲呢，他又在酝酿去敦煌的计划了。”

　　当时，常书鸿的“敦煌朝圣梦”没被妻子陈芝秀看好。至于敦煌是什么样子，幼年的常沙娜更未曾想过。好在一九四二年有于右任（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推荐，常书鸿出任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在几番辗转下抵达敦煌。

　　谁也没料想到，常书鸿在黄沙漫天的敦煌，一留就是四十多年。

保护荒漠戈壁的瑰宝

　　常沙娜曾问父亲“这么苦是为了什么？”常书鸿泰然作答：他为的是保护好这些在荒烟无际戈壁滩上沉睡了千余年的瑰宝，不让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美国的华尔纳、日本的橘瑞超、俄国的鄂登堡之辈在莫高窟肆意掠夺的悲剧重演。

　　常书鸿在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对此“守护敦煌之决心”亦作出描述，他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八章，从第三章到第八章皆为回顾他坚守在敦煌终生的历程，在“去”与“留”之间，常书鸿对敦煌曾作出三次庄严的承诺。

　　其中令常沙娜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次。一九四五年，母亲陈芝秀因生活的艰苦与宗教（信奉天主教）等原因，离开常书鸿及一对儿女，出走兰州。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常书鸿很痛苦，但脑中浮现出的竟是敦煌莫高窟第二百五十四窟北魏的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常沙娜引述其父在回忆录中写到的话：“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九层楼的风铃如泣如诉，勾起我万千思绪……同时，《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画风与寓意强烈地冲击?我，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你看，常书鸿很顽强，因为他是个地道的杭铁头！”

　　常沙娜特意用杭州话来讲“杭铁头”这个称呼，她续言：“父亲身上有种老杭州人的气质，耿直、专注，不畏艰难险阻。他总是要舍了自己去保护敦煌，这是他在履行‘舍身饲虎’的精神。”

举办“常书鸿父女画展”

　　一九四六年，因国民党要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回重庆述职，宣传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重要性。途经兰州，他举办了一场以敦煌壁画临摹为内容的“常书鸿父女画展”，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一位加拿大籍美国人叶丽华（Reva Esser）在展场当即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时候资助常沙娜到美国深造，入读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

　　两年后，常沙娜果然成行，临走时她不忘带上自己在莫高窟临摹的一百余幅画作。等到一九五○年十二月，适逢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战争掀起，常沙娜与许多爱国留学生一同回国，但她此时在美国的学业才读了两年，学历还未拿到，常沙娜说：“我就是这样，许多地方都去过，好多东西都学过，只有个初中毕业证书。”

　　即便如此，常沙娜却指她的人生给养主要来自敦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她愈发发觉到“源”与“流”不可分割的关系。对她本人而言，“源”就是流淌在她身上的敦煌艺术文脉；“流”则是时代生活所需的艺术设计的创新与发展。常沙娜随即感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就是敦煌艺术延续的文脉，这是一种民族性的、血液里的东西。”

　　将敦煌艺术“学以致用”要数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日子。常沙娜当时跟随梁思成、林徽因，协助筹建营建系工艺美术教研组。“林先生扶病带?我，还有另外两位研究生钱美华和孙君莲，对当时濒于停业的景泰蓝工艺工厂做调查研究，了解其工艺程序及材料特点，为这些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又便于生产的新颖图案。”

　　也是从这开始，常沙娜醉心于藻井、华盖、背光、边饰等敦煌壁画中的常见元素。她以历代不同的装饰图案为题，研究如何再现建筑、景观、花卉、织物服装等装饰工艺技术的发展。敦煌图案的艺术精髓，在结合了材质、功能的考虑后，被常沙娜运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民族文化宫、首都机场、燕京饭店等知名建筑的装饰设计。

切不要忘记是“敦煌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常书鸿曾在给常沙娜（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信中写道：“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也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了。”

　　但如何才能最好地“渗透”呢？

　　常沙娜思前想后，终于在一九九七年迎来机会。她藉香港回归祖国，为中央人民政府设计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礼物、纪念性的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含苞待放”花卉设计的造型受到敦煌壁画装饰图案的影响。“这算是以实际行动来体现邓小平同志对香港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我的设计能够在几个方案中脱颖而出，我也很惊喜，心情很激动。”

　　具体到纪念物设计的方向，雕塑需兼具“永久性、纪念性、美术性”，要体现中央赠送纪念雕塑的含义，又要考虑到香港喜于接受的寓意与形式，难度不小。在历时半年的设计、制作过程中，常沙娜先后参与了前期设计、泥塑模型、铸造、加工、吊装、验收等步骤。

　　直到今天，常沙娜来访香港，总要看一看这《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她说：“这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标志与纪念物，也是海内外游客来港必会前往观赏的景观。作为设计师，我是很自豪的。”

　　二○○四年，敦煌举办了“敦煌研究院建院六十年暨常书鸿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常沙娜与弟弟常嘉陵主持恢复了常书鸿故居，设立了陈列室、办公室，并将常书鸿墓碑迁至大泉河对岸。墓碑上铭记?常书鸿守护敦煌文化遗产的毕生功绩，刻有赵朴初送予常书鸿的那句响当当的称号—“敦煌的守护神”。

　　在专访中，常沙娜谈及最多的还是家人。她时而停顿下来，问问身旁弟妇福兰（常嘉陵的太太）与堂姐常婷婷的意见，生怕自己遗漏了、讲错了父辈的故事。席间对话，也让常沙娜感受到时光倒流。她说自己老了，如今时常想起父亲挂在嘴边的座右铭：“青春不会再来。但不论有多大的困难，年龄大了，我还是要继续奋斗下去。”

　　“杭铁头嘛！”常沙娜说罢，开怀地笑了。记者知道，这个词不仅代表常老的慈父，也指她自己。

少年时代 最爱临摹壁画

　　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八年，常沙娜随常书鸿在敦煌的岁月，临摹是她青春年少时最大的乐趣。

　　常书鸿严格要求常沙娜从客观临摹?手，由表及里，顺?壁画原来的敷色层次来画。常沙娜便每天早上兴致勃勃地登上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至于作画过程，她仍记忆犹新：“父亲让我把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代各洞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在临摹唐代壁画时，他先让我向邵芳老师学习工笔重彩人物画法，通过临摹给我打下了造型基础。爸爸在每个环节上都耐心指点，要求一丝不苟。”

　　常沙娜也讲述，她尤对北魏、西魏、隋代的壁画产生了特殊的偏爱，她喜欢这个时期的伎乐人和力士—那种浑厚粗犷的笔触，加上“小字脸”的勾点，神态和表情兼具洒脱情趣与装饰性。而这在常书鸿看来，又与二十世纪前半叶法国画家鲁奥（Georges Rouault）的画风不谋而合，注重线条表现力的粗犷之美。白天入洞作画，到了傍晚，常沙娜也加入大人行列，跟随父亲学习自制土黄、土红、锌白颜料，还用矾纸、铜油纸代替拷贝纸，而这一切都引起常沙娜对绘画的极大兴趣。那时，十几岁的常沙娜跟随大人在石窟中作画，见过的人都称赞她画得比大人更好。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常沙娜在画册上、在美术馆展厅中见到自己当年的临摹作品，她仍会“怦然心动”，她清晰记得，画到兴致来了，就在窟中放开嗓子唱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敦煌之于常沙娜，照应了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的敦煌展展名，是个“说不完的故事”，悠扬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