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举办 研讨迈向新阶段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29.11.2017  21:03

11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7-2018)”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新常态迈向新阶段的中国宏观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胡迺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发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出席论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杨瑞龙,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闫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郭杰、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戎等专家学者参加研讨。论坛第一单元由杨瑞龙主持。

刘伟在致辞中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发出了新时代中国经济新信号,梳理了经济发展重点问题,定调了未来改革路线,为经济政策走向提供了重要信息,为中国经济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期待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能够一如既往的发挥学术力量,将宏观经济论坛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应用于发展中国经济、引领社会进步的伟大实践当中,真正发挥国家高端智库资政启民的重要作用。

刘元春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新常态迈向新阶段的中国宏观经济》。

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在世界经济同步复苏、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经济新动能快速成长、市场预期不断改善等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触底企稳基础上的反弹,宏观景气、微观绩效、结构调整以及新动力培育都出现持续改善的局面,整体经济呈现“稳中求进,进中向好”的超预期复苏的态势,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取得阶段性胜利。

深入研究当前超预期复苏的性质可以看到,2017年中国经济企稳总体上是政策性的、恢复性的,市场力量和趋势性力量还没有企稳,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以下需要重点关注的3大特征:经济企稳但难以快速反弹,稳中趋缓可能是常态;风险有所缓和但警报并没有解除,局部问题可能恶化;结构虽有所优化但面临政策退出的冲击。报告认为,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将面临与过去5年不同的新环境、新问题和新矛盾,并呈现出以下8大运行特征和运行规律:经济增速将从“快速下滑的低迷期”转向“稳中趋缓的调整期”,增速换挡的力量将从“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的叠加转向“政策性退出”与“趋势性力量”的叠加;结构调整将从“政府主导型”和“外部冲击型”调整向市场主导型和内生主导型的结构调整转变;动力转换将从过去的“政府扶持与市场发展”二元并行的局面过度到“市场为主、政府为辅”阶段,动能转换步入关键期;经济政策将“持续扩张期”步入到“渐进退出期”;中国贸易顺差将从过去的“快速下滑期”步入到“低水平稳定期”,资本账户将从“恐慌性流出期”步入到“相对平衡的波动期”;金融周期将步入下行期,风险释放更具有突发性和隐蔽性;改革将步入攻关期和新制度红利的构建期;改革的模式将从以往简单的“就市场改市场、就经济改经济”转向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建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在行政体制改革加速和社会改革的加速中得到深化;经济发展将迎来“高成本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能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将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预计2018年GDP实际增速为6.7%,比2017年小幅下滑0.1个百分点,但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3.7%,2018年GDP名义增速为10.4%,较2017年下滑了0.6个百分点。在上述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对于2017年宏观经济的超预期企稳要有科学的认识,要从根本上反对“新周期”观,中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没有到全面退出的时点;以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新常态理论,对于新常态步入新阶段的新矛盾、新问题、新运行机制以及新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工作提出理论参考;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没有触底企稳之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积极的定位不宜改变;2018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核心应当从“稳增长”适度转向“控风险”基础上的“促改革”;建议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在强调1100万就业目标的基础上可以适度淡化;2018年稳增长的核心在于“稳投资”,但 “稳投资”的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必须作出大幅度的调整;不能就消费刺激消费,而必须从更宏观和更动态的视角来考虑消费促进;2018年中国货币政策应当延续2017年的定位,但操作方式可以适度偏松;2018年应当延续中国财政政策的积极定位,但各类隐形化债务必须进行大幅度管控,同时高度关注美国减税带来的全球税收竞争问题。

发布会第二单元由闫衍主持,与会专家与嘉宾就中国宏观经济所处的新阶段及其特征、新阶段的财政和货币框架以及进一步加强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