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乌镇峰会的意义
导读：距离乌镇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结束正好十天过去，在星光闪烁的公司大佬们渐渐从人们视线中隐去、关于此次会议的一些争议声音逐渐淡出之后，作为乌镇现场唯一的自媒体人，淼叔整理了自己整个会期之中的一些观察和想法;我会尽量从自媒体人这个新生群体的角度，来解读和记录这次大
距离乌镇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结束正好十天过去，在星光闪烁的公司大佬们渐渐从人们视线中隐去、关于此次会议的一些争议声音逐渐淡出之后，作为乌镇现场唯一的自媒体人，淼叔整理了自己整个会期之中的一些观察和想法;我会尽量从自媒体人这个新生群体的角度，来解读和记录这次大会的意义和影响。
既然是互联网行业的大会，那它本身也服从互联网发展的规律。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是什么?是雷军所说的“市梦率”，也就是预期。当一个互联网事物起步时，人们并不会因为它现实中的用户数、盈利能力、规模来判断它的成败，而是看它所能实现的愿景和预期，以及实现这一切需要的时间，再折算回当下，得出价值估值。创办三年的小米估值超越诺基亚，阿里巴巴一上市就成为世界第二，并不是它们的规模达到了这个水准，而是以发展速度计算，“在未来”完成这个预期清晰可见。
所以，尽管对现在的不少网络管理措施颇有微词，但淼叔也不赞同对乌镇峰会的直接否定或唱衰。场面上，它可能没有达沃斯那种世界政要云集的璀璨;成果上，也没有什么宣言条约，但如果采用上面的预期分析方式，则可以解读出中国乃至互联网发展的一些新趋势和新动态。无视这点，就可能错过下一波互联网大发展的风口。
高端政策、商务平台成功搭建
乌镇峰会的主题有“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八个字，我们就从这八个字入手来分析它可能对整个互联网行业产生的巨大影响。
乌镇峰会的一大意义是互联网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习近平为大会开幕发来的贺信中，有“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的表述。据《新京报》分析，“将互联网视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在之前高层的表态中，从来没有过。”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已经成为国策级别的重量级。李克强在会见出席峰会的70余位代表时表示“依托互联网正在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的发动机，可以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一个有力的支持平台”。
一号二号的表态意味着整个中国政府的强大资源即将倾斜到互联网行业来。以前淼叔不喜欢看新闻联播，觉得都是空话套话，但后来在人大、中欧听了几场资深教授和决策层外脑级别的专家讲课，才知道这些发言都是很有解读空间的，更重要的是一旦落地，国家机器会启动一系列的配套落实政策，整个经济环境都会因此发生大变化。这种变化本身就是最大的商机;反映到互联网行业，就意味着创业门槛大幅度降低、小企业扶持政策进一步优化、行业管理环境更加规范等一系列改进。以前不爱看新闻联播，是因为似乎它说啥跟现实无关;现在发现它太有用了，是因为中长期的影响力巨大。
扯得有点远了。有同学可能会问，你说的这些老大老二表态，跟乌镇峰会有啥关系?这就是接下来要说的，一个平台的重要性。
在乌镇现场有个感觉，跟每年跑“两会”的感觉有点像，记者们堵在会场门口，等大佬路过时赶紧堵住问几句，拿到几句回应，当天的新闻标题就有了。所以，这种会议首先是一个高频度产出新闻的平台。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达沃斯、博鳌等论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高层人物面对面的机会。
如果李彦宏想找马云随便聊聊，他们应该怎么办呢?短信、手机或者微信?这种方式不适合交流商业事项，气氛也不对。派手下人对接?也不对，因为双方并没有明确的交流方向。跑到对方总部去聊聊或者约个中间地方碰面?同样的问题，没明确的方向为什么要约?而这种集中的论坛、峰会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各大巨头很自然地碰面、社交，有心也好，无意也罢，碰在一起撞出的火花可能会促成影响力巨大的产品或合作。
越是身处经济上层的人群，社交门槛越高，所以他们反而更需要一个“平台”，介于纯商务和纯休闲之间，可以随口聊业务，成固欣然，不成也没什么损失，不像正式会谈，最后一定要给舆论和媒体一个结论。这也是达沃斯、博鳌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本次峰会期间，就出现了李彦宏、张朝阳、丁磊、张亚勤等人在一张小饭桌上喝酒吃饭的画面。这种场面很难在正式场合出现，而他们聊了什么虽然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沟通如果常态化、固定化，中国互联网会少了不少恶性竞争，还可能碰撞出更多颇具创意的合作和资本运作。
回到一开始的“平台”话题。可以看到，政策和商业领域，很多事情需要讲“场合”或者“环境”。而在过去的中国大政府、弱商业模式下，这样的平台其实非常少。首届乌镇峰会在国内互联网巨头几乎悉数到场的前提下，保证了这个平台的全面性和权威性;这种特性又反过来为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意见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平台搭建者本身需要具有业内公认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中立性，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的搭建，中国互联网过去“九龙治水”的状况也可能得到改观，因为产业意见咨询、政策酝酿、正式出台等完整的链条，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完成。
同样，这个平台也为世界互联网企业提供了机会。过去，扎克伯格、施密特等顶级企业高管要来到中国，也需要找个“由头”。扎克伯格第一次来没由头，就得自己跑着路去见百度、中移动、马云，费时费力不说，在舆论上其实也并不主动，其国内多有指责他“屈服于中国市场”的指责。而在有了类似于达沃斯的乌镇峰会平台后，他们来这里就顺理成章得多，很多与国内企业的合作勾兑，也可以更为顺畅自然地进行。
平台搭建工作的一个特点是见效缓慢，没有国事访问、商务谈判那种立竿见影的结论，所以这也导致一些人质疑乌镇峰会的意义，实际上是观察角度没有转换过来的结果。
从这点上来说，乌镇主题那八个字中，“互联、共享”这四个字，已经较为圆满地达到了目的。互联的前提是充分交流，共享的前提是明确利益，乌镇峰会前后，国家政策层面、产业关注层面和软平台搭建方面，都已经为这四字宗旨配置好了环境。
秩序改善仍需长期努力
相比之下，乌镇峰会另外四个字宗旨所受到的挑战则大得多。“互通”，这个几乎是中国互联网的痛了，世界新媒体的四大金刚Google Youtube Twitter和Facebook，四家有三家半在中国无法访问;“共治”，则意味着权力人物要能够坐在一起划分势力范围，但乌镇峰会中方阵容强、外方阵容弱，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这四个字没能取得另外四个字的成就，也成为乌镇峰会召开和闭幕期间质疑最为集中之处。客观地说，这些质疑并非都是恶意攻击或无的放矢，甚至有不少意见还较为客观中肯地指出了现行网络世界的格局和中国在管理方面的诸多不足。
但是，仍然要用我们一开始的“预期折算法”来分析这种现象。如果乌镇峰会不开，这些问题是否有机会得到改善?乌镇峰会的召开，是否恶化了这些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那么对乌镇峰会就不应该一味指责。
从议程设置上看，乌镇大会既有移动互联网、跨境电商这些纯商业话题，也有网络反恐、互联网提供公共服务这些世界共同关注、较为易于达成共识的政治性话题，最难啃的硬骨头网络治理等议题并没占有突出篇幅。这点可以看出，对于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定位，主办方应该还是着眼于先把台子搭稳搭好，并不急于一蹴而就，解决所有中西方分歧。大会永久定址乌镇、以后确定一年召开一次，就是很常用的固化预期方法，通过这种固化，反过来影响参会者的投入心态，使得大家能够对一些老大难问题设置出较为贴近现实的解决步骤和节奏，而对于那些容易解决的分歧，也可以在较短会期内达成共识。
应该看到，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不但有本届政府对互联网产业充分重视、对产业管理有明确职能划分的客观需要，同样有世界大环境的需要在推动。斯诺登事件的影响仍然在持续发酵，世界各国在安全和隐私方面已经失去了对美国最基本的信任，这个事实即使再客观的人应该也无法否认。信任真空如何弥补?不光是中国在谋求更大的话语权，欧洲同样也有动作，他们持续跟谷歌等美国大企业为难，连续判决谷歌在版权、个人信息等方面败诉，甚至近期出台了拆分谷歌的议案。
相比之下，中国的方案则要温和得多。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用三个C2C来形容中国的期待和立场，即Come to China 走入中国，Come to Consumer走进用户和 Come to Consensus，走向共识。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世界数量第一的互联网用户，这是加入互联网管理新牌局的重要筹码，而入局的前提也不过是走向共识，并没有打算拆分谁、起诉谁。
一件事情只要明确了条件，就有得谈。而中国互联网此前的管理痼疾在于“不明确”，你搞不清楚应该找谁谈，怎么谈，八九个部门有权力拔线、中止访问、行政处罚，不但国外企业晕头转向，本土企业也很难适应。
而在乌镇峰会上，政府主管官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主任都有不同形式的表态，互联网的开放是主流，网络安全必须得到重视，网络治理需要各国协同，达成共识。这些底线并不苛刻，也留下了很大的谈判空间。或者用我们一开始的标准来说，很大的预期增长空间。
当然必须要看到，这种博弈将在今后长期存在。中国互联网市场巨大、用户众多，但在最关键的技术研发和资本运营上，距离美国仍然有相当明显的差距;而中国所特有的政府支持、企业唱戏的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已经创造了不少奇迹，但这种方式带来的高速发展，反而会让其他国家心生警惕与不安。这些都是横亘在以后历届乌镇峰会面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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