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生态带来更多新物种

　　近日，调查人员在云南省河口县发现一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云南兰花蕉，这是该物种在野外首次被发现，打破了其在世界上处于野外灭绝的推测。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一些新物种在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如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北京无喙兰、扇羽阴地蕨等。新发现的物种不仅使中国植物谱系增加了新成员，还填补了国内植物学相关研究的空白，对于植物多样性保护更是意义重大。
　　 保护刻不容缓
　　植物与生态环境关系密切。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副秘书长、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黄宏文表示，植物是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深刻影响着地球的生态环境。植物多样性在整个绿色生态系统中为人类提供了初级生态服务功能。通过大幅度保护植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得以提高，优良的空气、优质的水、优美的环境等也会随之实现。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我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就目前的资料看来，我国高等植物，包括苔藓、地衣、蕨类、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共有35700余种。
　　但由于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诸多因素，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也在严重丧失。据不完全统计，仅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极危或濒危的植物就达100多种。一种植物灭绝，常导致10到30种生物出现生存危机，其具有的科研、文化、经济价值也随之消失，因而对于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刻不容缓。
　 　划入生态红线
　　保护植物多样性的首要问题便是认清目前物种多样性的基本情况，包括探查物种总量、确立优先保护物种、明确主要保护方式和实施保护主体。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孙卫邦研究员指出，“对于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应是植物物种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我国的情况看，珍稀濒危植物应该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标准评估的受威胁植物以及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我国于1996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年10月修订），对原生地天然生长的珍贵植物和具有重要经济、科研、文化价值的濒危、稀有植物给予国家法律层面的保护。为了抢救、保护我国濒临高度灭绝风险的物种，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自2004年开始进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系统的研究与实践。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指野外种群数量极少、人为干扰严重、随时有灭绝危险且生境要求独特、分布地域狭窄的野生植物。昆明植物研究所先后开展了60余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种质资源采集保存、人工繁育、迁地保护种群人工构建、种群及其生境恢复等关键技术研发，初步建立了“种质采集—种质保存—人工繁殖—迁地保护种群构建—种群及生境恢复”的技术体系，不仅成功繁育了56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还在昆明植物园构建了15个“遗传完整性与园林景观融合”的迁地保护种群，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植物物种的保护。
　　通过就地保护、近地保护、迁地保护、回归自然与种群恢复重建等方式，我国在物种水平的保护，特别是在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国家已把极小种群物种的栖息地纳入生态红线划定的方案中，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草案）也已将其纳入。
　　 大数据摸清“家底”
　　植物对环境变化十分敏感，现在，植物大数据研究与运用正在参与到植物保护工作中。“打开这个客户端，对准花儿扫一扫，关于它的根茎叶花果、生长分布地区以及习性就一目了然了。”时值春暖花开之际，玉渊潭公园中游客无数，一名年轻女孩正在向同伴介绍一种可以识别植物信息的软件。如今，“形色”“花伴侣”等植物识别软件在年轻人中十分流行。
　　根据“花伴侣”官网介绍，“花伴侣”目前能识别中国野生及栽培植物3000属，近5000种，几乎涵盖身边所有常见花草树木。这是基于中国植物图像库海量的植物分类图片才能做到的效果，也是大数据技术在公众植物知识普及上的应用之一。
　　在信息时代，大数据技术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它还是植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手段。例如，在探查及记录植物种类资源工作上，大数据技术可以将植物等生物资源标本数字化，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更权威的数据支持。
　　目前，这一工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植物学领域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在野外采集标本时，调查人员用手机软件实时录入，地图软件、导航系统和专业相机等标准配置辅助传递信息。记录者按照采集标准上传照片和标本形状等信息，形成植物多样性庞大的数据库。这不仅方便植物学研究者查询与使用，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还能通过开放的信息平台，为社会提供数据共享和专业服务，转化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以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项目下面的植物子平台为例，植物大数据成果已经应用于三峡水淹区多样性调查、濒危物种评估、保护区的有效性评估、入侵种预测、国家重点野生植物分布、中医药植物分析等多个领域，支撑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国家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美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基金项目。（范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