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了我农！我校高原捡拾机引发2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为牛粪提案

  啥情况？20几位全国政协委员竟联名为牛粪郑重交了个提案！是的，这是由我校工学院王光辉教授发明的高原捡拾机引发的一桩“两会”提案。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两会”下团组时，3月4日又来到了经济、农业界联组会。这已经是李克强总理连续5年来这个组了。

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北京建藏援藏协会会长范小建在接受本网记者专访时说，今天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昨天下团组的谆谆叮嘱，充分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高度重视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决心和正确战略决策。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对撸起袖子加油干，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始终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当前，扶贫攻坚进入了“啃硬骨头”的阶段，如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范小建结合扎实的实地调研，提出了许多建议与思考。

图为西藏牧民正在使用由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王光辉副教授和学生龚春晓等组成的团队研发的“高原牛粪捡拾车

记者：今年全国“两会”您关注的“两会”议题有哪些？您带来的提案是什么？

范小建：我关注的问题自然是与扶贫有关。我今年的提案是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及另外20几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的，主题是关于请国家关注并支持高原牛粪捡拾车推广的问题。

为什么会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呢？我国西藏和青海等四省藏区有75万多户传统牧民，如果加上内蒙和新疆，牧民总数将达到180多万户。

根据我们的调查，到2020年，也就是全国实现全面小康的时候，就算是贫困人口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减贫目标，但从生活能源的角度来讲，在拉萨等城市可能已经是以现代能源为主了，包括电和天燃气等等。但在青藏高原的牧区，牧民家庭中80%的生活能源可能还要靠烧牛粪。这个局面估计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也就是说，全面小康将是有层次的，有差别的。尽管全国实现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但东、中、西部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城市和农村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农区和牧区的情况也可能不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

烧牛粪的问题短期内改变不了，而捡牛粪更是一个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了满足日常取暖、做饭的需要，牧区的妇女每天都要拿出大量时间，背着粪篓去捡粪。那个篓子很沉，背一天下来就很辛苦，更不要说常年累月。

前两年，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们在甘南藏区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了把牧区的妇女从捡牛粪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就设计了一个非常简易的手推车，用来帮助牧民家庭的妇女解决捡牛粪的问题。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并且被当地的牧民群众所认可。

经过试验，这一台车一天的劳动效率，大概相当于人工效率的5-10倍。去年8月，中国农业大学的柯炳生校长与参与研制的老师和同学们向西藏当雄县的牧民赠送了50台试用，深受当雄牧民的欢迎。根据牧民的反映，他们又进行改进，到内蒙去做试验，也为当地的牧民所认可。

所以，我希望这个捡拾车能够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在技术鉴定、扶持政策、扶贫政策等方面得到更多支持，让它尽快造福于高原牧区的百姓。

记者：当前扶贫攻坚克难最应该聚焦和着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范小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当前最应该聚焦和着力解决的就是深度贫困。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在减贫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十二五”以来，已经实现减少贫困人口1.2亿多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脱贫攻坚非常重视，实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方略，压实责任、强化政策、制定规划、增加投入，已经连续4年实现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这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

同时也必须看到，经过多年的努力，相对容易解决的贫困问题大多解决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而且越往后，减贫的难度会越大。根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情况，目前贫困人口中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因病致贫和老年人的比重越来越大，没有劳动力和缺乏劳动力的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一些生态条件恶劣、致贫原因复杂、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连片贫困地区矛盾更加突出，必须进一步落实好“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加大帮扶力度，才有可能到2020年跟上全国全面小康的步伐。

△2011年，范小建在凉山州调研时向彝族群众赠送板凳。图片来源：凉山日报 钟源 摄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曾批示：“确保各族群众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是块“硬骨头”，该怎么达成这个目标？还存在哪些难点？

范小建：由于语言、风俗习惯、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加上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在脱贫攻坚上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压力。到2016年底，西藏、新疆、内蒙、宁夏、广西和贵州、云南、青海等省区，国家标准以下的贫困人口还有1411万，占全国贫困人口总量的32.55%。尽管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幅减少，减幅大大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所占比重还是略有上升。

我家里现在还有一个彝族老乡披的“察尔瓦”。那是我2010年1月去凉山州调研时，当地老乡送给我的。凉山州我去过四次，每次都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时候，虽然说也算解决了温饱，但水平很低，主要还是土豆加酸菜。老乡家里简陋得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不要说像样的家具，连板凳都没有。不管什么人，都是围着火堆坐在地上。这样坐，成年累月肯定会生病。所以，当时就提出了要实施“板凳工程”，要先从最贴近生活、最基本的问题入手。

后来，凉山州下大力气进行以改造土坯房、木板房、石板房为主要内容的“三房改造”工程，后来又实施了“彝家新寨”等全面的、以住房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治，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为了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行“小手牵大手”的办法，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令人鼓舞。

但是，也确实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吸毒的问题、艾滋病的问题、这些问题与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使脱贫攻坚的难度变得更加艰巨。

△图为冬日美丽的羊卓雍错

记者：对于像青藏高原这样生态环境脆弱，但又存在大量连片特困地区的区域来说，该如何平衡扶贫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范小建：生态问题是个挑战。我们所说的生态型的贫困，往往是指天然地缺少某一种农牧业发展的元素，如青藏高原缺氧缺温，人们说：一年只有两个季节，一个是冬季，一个大约在冬季；沙漠化地区是严重干旱，年降雨50-70毫米，蒸发量却有3000多毫米，有水就有生命，没有水什么都没有；黄土高原是资源性缺水，年降雨量也只有200-300毫米，农谚上说，叫“十年九不收，一收管十秋”；还有石漠化地区，降雨量充沛，但水土流失严重，传统的耕作方法和习惯对生态构成了严重的破坏。

在这些地方，首先是要通过结构调整和发展设施农业，解决好防灾减灾的问题，解决大部分人的生计问题，同时，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在条件适宜的地方发展旅游业。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记者：政协委员们在扶贫攻坚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范小建：政协委员主要是建言献策。我印象当中，2014、2015和2016这三年，全国“两会”期间每年都有扶贫方面的大会发言，有许多的政协提案都是关于扶贫的，2015和2016这两年还召开过专门的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向党和政府献计献策。

记者：究竟“小康”的标准是怎样的？您对将“幸福指数”等抽象概念列入标准怎么看？

范小建：贫困是相对的，扶贫是长期历史任务。我们现在所说的到2020年贫困人口的脱贫，是指的现行标准。

什么是现行标准？就是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不变价，这个标准按物价指数到2016年已经调整到2952元。也就是说，到2020年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要超过2010年2300元的不变价，并且要做到“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饭、不愁穿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要有保障。

这是一个很低的标准。当然，这个标准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期的标准完全不同了，那个时候主要是要解决温饱。同样道理，2020年以后还会有贫困，那时以会有那时的标准。就像美国，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发达国家，它也有贫困，但他的贫困标准大约是四口之家每人每天收入15美元左右。目前世界各国大多是采用客观贫困的指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发展议程都是采用客观指标。我的理解， “幸福指数”是一种主观感受，主观感受在个体间会存在很大差异，我不了解有哪个国家会采用这种主观感受作为指标。

△图为范小建在西藏看望藏族群众

记者：您与西藏有着40多年的不解之缘，对西藏的变化有怎样的切身感受？对西藏未来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期待？

范小建：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藏族同胞是我们亲如手足的姐妹兄弟。也正是带着这样一种信念和认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才会有一代又一代来自军队和地方的建藏援藏工作者奔赴雪域高原，克服重重困难，为西藏的解放、建设、改革、发展无怨无悔，奉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乃至生命。他们用自己的实践，与广大的藏族同胞一起创造了“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

40年前，我们从学校毕业走进西藏，就是为了促进西藏的发展、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今天的西藏，与旧西藏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绝对不可以同日而语。就像许多领导同志所讲的，西藏这半个多世纪的变化就是从分裂走向统一，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逐步富裕的过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与藏族同胞一起，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我相信，西藏与全国一道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本文转载自中国西藏网 文/刘莉）